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有一股尼采熱。周國平當年是掀動尼采熱的重要人物。今天，周國平說他的尼采研究工作隻做了一半，“尼采的書我已經寫了兩本，還想寫一本，一共三本。原來寫的是人生哲學和本體論哲學，現在想寫他的精神哲學。”
尼采當年的火熱，究竟有什麽樣的深層動因呢？是不是與當時呼籲大家擺脫對集體的依附而走向個人奮鬥的特殊年代背景有關呢？周國平分析說：“這隻是一個原因，但關鍵是那個時代是思想比較饑渴的時代，那個時候隻要與以往的意識形態形成鮮明反差的思想，都會得到極大的關注。”
1992年，香港曾有出版物把周國平的《尼采：在世界的轉折點上》列為80年代影響中國的33本書中的一本。周國平自我評價說，這本書的影響絕對不是發生在學術史上，而是發生在中國人的心靈史上。
但是，記者問到，現在尼采熱已經冷卻，這反映了什麽？尼采或者貝多芬，這種高揚人的主體性和權利意誌的藝術作品現在似乎都有所失落，如果過分宣揚那些成分，可能導致人的自我毀滅。因此現在劉小楓等一批基督教哲學家開始獲得了廣泛的讀者，他們認為“人”的地位太高了，人應該謙卑，要看到人的有限性，知道人之外還有一個更高的存在。
周國平說，尼采在80年代後期熱過一陣兒，但後來就一直是現在這種狀態，這樣也許是正常狀態，大家不再一窩蜂地看尼采講尼采。現在基督教哲學有一定的讀者，這種狀態比較正常。沒有一種特別流行的東西在左右人們，不同的人群對不同的思想家發生興趣。但是尼采哲學也並不是完全與基督教哲學相反，尼采也並不反對謙卑。無論是柏拉圖式的“形而上學”或者是基督教，其實都是為人生提高到一個終極的根據，但到19世紀後半期之後，人們發現這種根據是不存在的，這就是所謂的哲學的危機和形而上的危機。尼采就是要解決在沒有最高價值的情況下，人類該怎樣麵對這種形勢，來承擔悲劇性的使命，因此，人類自己為自己提供了一個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尼采並不是與基督教對立的，基督教的本質也是要為人類的生存提供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