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梅森創作思想和寫作態度的改變是從他下海、掛職以後開始的。一九八九年以後，由於種種原因，他下海經了幾年商，後來又到某市政府掛職擔任了副秘書長。這期間，現實生活的急劇變化深深觸動了他：當文學失去轟動效應，一步步走向邊緣化的時候，是繼續恪守個人化寫作還是投入到不斷發生深刻變化的生活中去？這個問題他思索了很久。思索的結果是，他的創作之路發生了一次令人矚目也令許多朋友不理解的大變化、大轉軌。長篇小說和同名電視連續劇《人間正道》、《中國製造》、《至高利益》、《絕對權力》、《國家公訴》等現實題材作品就此出籠。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這些作品基本上被文壇主流否定了。不過，它們卻走向了市場，走向了讀者，每部書的印數都在10萬冊以上，每部電視連續劇都創造了收視佳績。這些作品得到了一批又一批關心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各階層讀者的肯定，這讓周梅森深感欣慰。
從早期的曆史題材到現在的現實題材，周梅森的轉變與他下海、掛職的經曆很有關係，但從思想上來講，它是一脈相承的，他雖然早期寫曆史題材，但卻從未回避過政治，他固執地認為政治是回避不了的。“如果你沉默不語，你必定會被社會邊緣化！80年代初期，文學為什麽那麽繁榮？作家為什麽備受社會尊敬？我想這與當時文學強烈的人文關懷以及思想的超前有關，它以自己的力量推動著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當然，社會恢複到正常狀態後，文學不應該承載這麽多，但也不應該什麽都不承載啊！作家依然應該為時代的進步、政治文明的發展做些力所能及的貢獻。我很佩服現在的一些記者，他們報道的孫誌剛事件以及拆遷戶自焚事件直接促成了兩條法律的變更。那麽，請問：我們的人民難道不應該去尊敬這些記者，倒應該去尊敬那些為文學而文學的、純而又純的作家嗎？就算純到了極致，你和老百姓又有什麽關係！”周梅森認為，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不應該在社會重大矛盾和人民的疾苦麵前沉默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