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搞房地產、炒股票、在政府掛職到今天的作家，一路走來，周梅森對生活態度的變化很明顯。在沒下海掛職前，他對生活的態度基本上是一個傳統文人的態度：位卑未敢忘憂國。喜歡清議，身處陋室而指點江山。熱情很高，牢騷也很多，當然也包含對自己窘迫生活的不滿。下海掛職以後，他認識到了文化人清議的另一麵：不切實際的東西太多，可操作性太差！他現在最關注的是怎樣將清議變成一種法定的政治製度，一種法律的監督力量。因此，當他出於平民的立場考慮某種問題時，會自然而然地兼顧到國家和民族的立場，目光和視野就不那麽狹隘了。
有人曾說，周梅森下海是為了了解、掌握時代的發展脈絡，周梅森糾正了這一點：“我下海是為了賺錢。”從賺錢獲利這個角度看，他也許有些失敗，但下海改變了他的人生，使他從一個書齋式的作家變成了一個時代的弄潮兒，讓他對這25年的經濟改革曆程有了切身體會，這對一個作家來說可是一筆巨大的財富。這筆財富他還沒怎麽動用，正準備動手開發，寫一部三卷本的政治經濟學方麵的長篇小說。在這部作品裏，他將對這25年的經濟發展做一次全麵的展示，對一些經濟現象和問題進行道德與價值的判斷，對資本及資本家的原罪、改革與改革者的關係進行深入探討。
“如果沒有商場上的失敗以及股市上割肉的慘痛，我不會對經濟問題如此熟悉，也不敢寫這類題材的作品。再比如說，給我帶來巨大名聲的政治小說吧，其實也是另一種失敗的產品，政治上的失敗。我這個人對政治充滿熱情，真心想當官，而且自認為能當個好官，可迄今我連小組長都沒當成。於是，我不停地鬥爭，不停地失敗，再鬥爭，再失敗，最後便把這種政治上的失敗全轉化成作品，把人家的行為藝術變成了自己兜兜裏的money！”別人不斷表演，周梅森則不斷地賣門票，從這個角度來講，周梅森賺了大便宜。所以，失敗與成功對周梅森而言隻是一個看問題的角度而已。他既然在14歲的那個早晨就把自己定位成了一個作家，終生的使命當然是不斷地從事藝術創造。因此，政治上的失敗也好，經濟上的失敗也好，他都會把它看作生命的一種體驗和寫作的素材。對他來說，創造力枯竭，寫不出好作品才是最大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