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回過頭來說說，我為什麽要選擇電影作為生死學課程的媒介。
嚴格來說，我算不上影迷，更不是所謂的“電影控”。小時候我當然喜歡看電影，但那時候電影更像是教育的工具，看完電影我們總要寫“觀後感”，說說自己學到了什麽。對於小孩來說，這可真是多了很多麻煩少了很多樂趣。很快到了“**”，好多電影都成了“大毒草”，隻有《地雷戰》《地道戰》《南征北戰》幾部電影還可以播放。插隊時為了看一部電影，我常常帶著村裏的小孩們走上幾十裏路。看完電影走回村，天都快亮了。那時沒有電，放電影需要老鄉腳踩發電機發電。有次縣裏的電影隊到鄰村放電影，當發電機點亮了燈泡時，有個老漢竟拿著煙袋上去對著燈泡點煙！
“**”結束後，我一頭紮進了書的世界，雖然也在20世紀80年代初看了許多“內部電影”，但也許因為始終沒有遇到一個行家帶我進門，所以看電影並沒有成為影響我精神發展的重要途徑，直到我能夠通過光盤和網絡接觸到世界各國優秀的電影。
這些年讀書，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優秀的中青年學者都酷愛電影，你常常可以在他們的書中讀到電影評論。電影似乎越來越成為知識分子關注的對象，並且成為啟迪人精神成長的力量。或許，正是電影中所表現出的超越性，讓我們，也包括在應試教育中長大的年輕人，能夠不至於被虛偽的、功利的、很多時候是醜惡的現實吞沒掉，保留一份人性的溫暖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想想看，一個快被高考複習題埋沒的孩子，看了《死亡詩社》會有怎樣的震撼？一個糾結於現實與理想衝突的人，看了《肖申克的救贖》又會受到怎樣的衝擊？
劉小楓在《沉重的肉身》的序言中談到，倫理學自古有兩種：理性的和敘事的。倫理就是以某種價值觀念為經脈的生命感覺。理性倫理學探究生命感覺的一般法則和人的生活應該遵循的基本道德觀念，關心的是普遍狀況；敘事倫理學關心道德的特殊狀況，而真實的倫理問題從來就是在道德的特殊狀況中出現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