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主義理論奠基於古希臘時期的“摹仿說”。亞裏士多德在其經典著作《詩學》中，首先闡述了文藝與生活的關係，他發揚了古希臘傳統的“摹仿說”，認為現實世界是藝術的藍本，文藝是對現實世界的摹仿。但摹仿並不是消極的抄襲，而是通過觀察和認識，來反映現實世界中具有普遍意義的事物。在《詩學》第九章中，他寫道：
真正的差別在於曆史家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詩人卻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因此，詩比曆史是更哲學的、更嚴肅的：因為詩所說的多半帶有普遍性，而曆史所說的則是個別的事。所謂普遍性，是指某一類型的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種場合會說些什麽話，做些什麽事——詩的目的就在於此，盡管它在所寫的人物身上按上姓名。
就是說，“曆史”所寫的隻是個別的、已然的事，事的前後承續之間不一定有必然性，“詩”所寫的雖然也是帶有姓名的個別人物，但他們的言行卻絕不是個別的，而是帶有普遍性，合乎可然律或必然律。在這裏，亞裏士多德已經點出了現實主義的基本要義：“詩”（文藝）不能隻是摹仿偶然性的現象，而要揭示現象的本質和規律，要在個別人物事跡中見出必然性與普遍性。這便是現實主義關於“典型化”的最精微、也是最早的釋義了。
亞裏士多德關於文藝與現實關係的理論，兩千年來，一直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一代又一代現實主義作家與理論家均忠實地秉承並發揚著這種方法、理論。如莎士比亞的觀點：“自有戲劇以來，它的目的始終是反映人生，顯示善惡的本來麵目，給它的時代看一看它自己演變發展的模型。”[1]
巴爾紮克更是身體力行，將現實主義文學推向又一高峰。在論及文學家的社會職責時，他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