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一個戴軍用耳機的孩子。作為一名秘密的聆聽者，當年，和我的那些詩人朋友們躲在荒蕪的被關閉的工廠屋舍裏，用最低的音量來收聽短波電台裏的古典音樂節目，我用一本俄文版的葉賽寧詩歌選集來交換聽短波電台裏古典音樂的“入場券”。在那個鐵幕般的年代裏，有幾個少年能讀懂俄文版的詩歌呢？灰藍色的葉賽寧詩集封麵，如同受驚的海鷗和白樺林幽深的眼睛一樣的俄文單詞。那些我們的世紀發不出來的音，就是詩歌，就是繆斯女生的被禁止的低語，從短波電台裏嘈雜的幹擾聲裏照亮我們的白夜。我們交換著秘密的書籍，比如手抄本的沒有書名和作者的小說、巴黎公社味道的詩句；交換著我們的父輩手裏珍藏著的或者來路不明的東歐黑膠唱片，作為聆聽短波電台的背景活動。那個時候我連貝多芬是誰都還不知道。1975年，我多大了？我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孩子。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戴著軍用耳機，在姐姐們的家裏收聽國外電台裏播送的拉赫瑪尼諾夫。我被第二樂章給迷住了。雖然幹擾噪聲太大了聽一會兒耳朵就會受不了，但是多年以後我用高保真的音響設備來重聽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的時候，卻再也找不回當年有著濃厚幹擾聲的拉赫瑪尼諾夫的詩意和迷人的如同被洗淨了的俄羅斯原野的浩渺的優美了。記得當年我的穿著軍裝的姐姐們總是讓我代替她們來“監聽”國外電台裏的夜間古典音樂節目，麵對不勝其煩的強大的幹擾聲，我的姐姐們將之形容為“空襲警報”。是的，我的勇敢如女神的姐姐們帶領我這個少不更事的孩子去領略俄羅斯音樂那有著空襲警報般的美的田野和白樺林、河流、太陽般神秘的東正教教堂穹頂。多年後，在看塔可夫斯基的《安德烈·魯伯廖夫》的時候，我想起了我的姐姐們，她們現在在哪裏？當年她們穿著軍裝，有著俄羅斯的“空襲警報”般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