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古典音樂界的國際合作，諸如邀請外來音樂家、樂團的國際巡演或獨奏家簽約海外經紀公司已被視為常態，但機構間的合作，以協議書或意向書的形式高調地對外宣布，也是最近的事例，尤以近兩年為甚。
北京國際音樂節在2010年的第13屆期間，即由其藝術基金會與美國國家錄音與科學學會（格萊美獎的主辦方）建立“獨家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牽線搭橋人郎朗被任命為“格萊美中國文化大使”。這份在國內掀起一股國際合作熱潮的開山之作，雖然雙方的最高領導人均蒞臨北京的簽約現場，但秘而不宣的意向書並無流出太多細節，而隻有“音樂家及教育交流”的粗線條框架。而簽約當時籌備組建的“聯合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一年過去後還是停留於紙麵階段。雙方的戰略合作，現今看來更多是“先結婚後戀愛”式的“搶占地盤”，合作的誠意初顯，但合作的方向卻因為既缺乏項目又缺失時間表而如同霧裏看花。
郎朗此後又涉足了另一個國際合作案例，也與餘隆麾下的機構有關。2011年8月7日，上海交響樂團與紐約愛樂樂團簽訂合作意向書，雙方最高層同樣齊聚上海，儼然是一大手筆。與此前不同的是，意向書具有實質性內容，諸如雙方在上海音樂學院建立樂隊學院，以及互訪和聯合委約機製，並且首部委約作品已經落實，即將上演。
然而拋開光鮮的合作表象，便能看到經紀公司運作的巨大痕跡。上海交響樂團在新任總監入主後，初次與紐約愛樂樂團結緣於紐約中央公園的露天音樂會，獨奏家便是郎朗。郎朗、餘隆及紐約愛樂樂團同屬美國的哥倫比亞藝術經紀公司。作為合作內容的延伸，餘隆將於明年春節赴美國指揮紐約愛樂樂團上演“新春音樂會”，推廣中國作品和本土藝術家。不管是從內容還是形式上看，“上交”與紐約愛樂的合作幾乎可以視作為經紀公司擴大內需的經典案例，值得其他需要打開國際局麵的中國樂團大力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