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D上領略布魯克納交響曲的時候我很少自問，而在2009年2月14日，當理念自感升華或者淨化的時刻，海丁克與芝加哥交響樂團在北京現場的布魯克納《第七交響曲》卻在一個質感的夜晚讓我迷醉，到底是弦樂給了我們宗教的思考，還是管樂給了我們音色的力量？
在本是友人又個性迥異的布魯克納和馬勒兩個作曲家的兩部交響曲裏，海丁克的選擇建基於一個明確的對位基礎，他的目的與導向都十分明確，試圖用布魯克納的“鄉土情懷”與馬勒的“國際主義”的差異來殊途同歸地驗證叔本華“現實世界的本質是意誌，而唯有音樂是這個意誌的完整副本，音樂是通向現實之終極本性的唯一通道”的論述。於是，一位擅長馬勒的老人2月13日還要求我們躁動不安，2月14日卻情不自禁地建議我們接受純真的情懷。雖然兩種表述都是意誌客體化的最高級別，但是作為知性的生活與努力，在使用同一件樂器做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表達的時候，我敬佩海丁克和芝加哥交響樂團的超高水準，雖然他們“那些高亢婉轉的旋律引領著全曲無拘無束地前進”（叔本華語），但這些前進所具有的悲戚的主觀和單純的客觀都是孤清與雋永，關鍵是海丁克能在一個有機的轉折裏把布魯克納的旋律變成虔誠，變成挽歌一般的“上帝之音”。
在總時長65分鍾的四個樂章裏，海丁克的弦樂和管樂讓我充分領略了一個頂級樂團的綜合實力。比起2月13日聆聽馬勒《第六交響曲》時偏於一隅的片麵感知，芝加哥的銅管就像我很少看到的瓦格納號一樣，是興奮，也是亢進的。我在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之中以竇性心律不齊的狀態聽完最後一個樂章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一個偉大的樂隊，他們的小提琴組可以極具穿透力，而他們的銅管團隊更能夠細分出嫋嫋餘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