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較了芝加哥交響樂團2009年2月在上海和北京各兩場音樂會的曲目順序後會發現，為了體現布魯克納和馬勒這兩位的感召，海丁克進行了準確而又恰當的平衡，他有備而來，並試圖驗證兩種情感表達方式所帶來的不同結果。
我傾向於北京的結果。
2月12日芝加哥交響樂團從上海抵京，那是自2008年10月以來北京的第一次降雨，那個灰暗的午後很容易讓人悟想今年已然96歲的黃苗子那幅以辛棄疾《鷓鴣天·送人》詞句題名的《帶雨雲埋一半山》的絲網版畫，我喜歡音畫，就如同以前寫過的那篇《用油畫的色澤，再聽馬勒的〈複活〉》之中的一係列的浮想。
在國家大劇院的第一場演出，曲目是馬勒“悲劇”的《第六交響曲》，《第六交響曲》是宿命的，凡人或英雄都可以挑戰並抗拒命運，但最終都將在它的偉大與抽象麵前無能為力。這部“悲劇”的基本命題很容易讓我們回顧創作的背景，馬勒與阿爾瑪在婚姻上的警訊是命題的起源，而馬勒作品的卓越，是由個體元素的誘因，經過裂變的巨大的社會力量，我們在聽馬勒“第六”的時候，最為銘記的就是這種排山倒海的千鈞偉力。埃爾溫·斯坦因曾經形容1903年馬勒在維也納指揮瓦格納的《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時所展示的“狂熱到接近巧奪天工的地步，無止境的憧憬渴慕、白熱化的**、痛徹心扉的苦難，**處簡直是地坼天崩”，馬勒獨有的特殊氣質引爆了獨有的交響效果，這些效果不僅僅體現在表象。聽過海丁克的現場之後，我繼續狂熱地讚美馬勒在社會學意義上的恢宏與寬廣，也還是兩年以前我在一篇博文裏寫過的“他用跌宕的A小調的軒昂，讓悲劇這個名詞動感十足，尤其是那些震耳欲聾的吼聲”。
2月13日的北京之夜，從第一樂章的第一次發聲開始，富有節奏感的手勢和齊整的弓弦就讓我的目視凝固。可惜我座位的位置不好，不是麵對整個樂隊，而是坐在海丁克右側的二樓，因此當晚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由半數以上的華人組成的第一小提琴，我與他們的表達在對視的一條相輔相成的斜線裏心領神會。強調一個悲劇的誕生，隻有出類拔萃的弦樂才能勝任，在除了第二樂章的三個樂章裏，每一把提琴都屬私有，而且價值不菲，關鍵是當這些樂器也懂得抑揚頓挫並興風作浪地對悲憫推波助瀾的時候，沒有任何一種情感不在這些高價麵前選擇臣服。雖然在第一樂章裏首席陳慕融與圓號對語的最後一個小節，因為圓號慢了半拍而有比較明顯的錯位，卻絲毫沒有影響第一小提琴那些發自內心的哀慟，也讓我對弦樂在本不應該由他們擔綱的使命麵前所具有的顯著能力萌生敬意。任何入木三分的舉止都是匠心，芝加哥交響樂團的第一小提琴對於命運的關切、對於剖析的體認、對於不幸的矜惜和對於負累的相助都是當晚演奏成功的要因。他們柔中有剛並兼具了雄性與雌性的雙重身份，讓我們在聽慣了馬勒“第六”的CD之後，強烈地感受到隻有現場才能夠享用到的意猶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