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生命的最後形式，它不僅僅是一種術語，而是此岸對於彼岸的無休止的詰問。
沒有什麽比死亡更值得深省。“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如此粗淺的漢族心態顯然沒有“向死而在”的西式哲理高貴灑脫。對死亡的認同，是一次棄欲，也是精神層麵的最高文明，死亡是我們既遙遠又必然的朋友，馬勒《第九交響曲》是直麵死亡的最佳勇氣。
瓦爾特曾評說馬勒《第九交響曲》“是預感死亡者的悲愴而且絕望的訣別之歌，這絕不僅是幻覺，而是穿梭於死亡的愁慮與對天堂的憧憬之間的真實情感”。《第九交響曲》最有價值的就是與其他作曲家所作交響曲的格調、曲式和表達方法都大異其趣的第一與第四樂章，近一段時間，我更癡迷對於第四樂章的主題價值所做出的不同解讀，並感覺到過於遲緩的演述，並不是對於死亡的彷徨，而仍然是一種低沉的流連。
西諾波裏的兩個《第九交響曲》，與德累斯頓國家樂團的速度與演繹方式都與第一次與愛樂樂團的錄音大相徑庭，昭示了指揮家第二次思維方式的無比刻意性。
手頭沒有資料可以證明西諾波裏付諸遲延的動機與理由，從時間上說，他第二次的錄音帶有異常濃鬱的主觀色澤，第一和第四這兩個樂章都過於緩慢，甚至出現了些許的無可奈何，難道西諾波裏在做一次百般縈繞與婉轉低回的試驗，以便在未來第三次的時候折中出合適的挽歌？最後樂章**滌般的音樂功效到底應該采取一種怎樣的表述速度，西諾波裏一定是想到了理查·施特勞斯《死與淨化》的曲名，也許“淨化”就是死亡最漫長的洗禮。
用冥冥之中的“注定”來解釋一種痛惜的現象過於牽強，1993年和1997年演錄兩次《第九交響曲》相隔四載，而1997年的整整四年之後，2001年4月，醫學院畢業的精神分析學博士西諾波裏在指揮台上以54歲的短暫生命猝然倒下，他沒有完成對於死亡的終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