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次曆史的新歌都不僅僅是複述，霍倫斯坦織造的馬勒之聲讓我更理智地記住了一種特征，這些性質和內涵由於張弛有度的拿捏不斷地釋放出濃淡有致的能量，從而使我目瞪口呆。
在馬勒的弟子和友人中，瓦爾特、克倫姆佩勒和門格爾貝格三人由於某些原因或者從未演出或者從未錄製過馬勒的《第三交響曲》。據說瓦爾特在馬勒創作這首交響曲的時候愛上了馬勒的妹妹，而馬勒卻將妹妹嫁給他樂團的一位小提琴手，與瓦爾特10多張《第四交響曲》的錄音相比，馬勒《第三交響曲》從未得到“記仇”的瓦爾特付加於錄音介質上的任何宣揚。
霍倫斯坦一定認識到這就是他的機會，即使1970年指揮倫敦交響樂團的錄音距離馬勒的創作已相隔70餘年，但是他十分準確地捕捉了他的意念之中的質感，這是吸納了自然界的清新之氣並為馬勒作品的階段性和神秘意義提供音樂支持的靈性。
當23歲的霍倫斯坦於1922作為富特文格勒的指揮助理駕馭維也納交響樂團演出馬勒《第一交響曲》的時候，一個後來被證實為這個世界上極為獨特的由馬勒發明的音樂觀念已然開始縈繞在霍倫斯坦的內心，不需要他在文字上做出更多的解釋，他的馬勒錄音都是向著他理解的馬勒精神所邁出的一個又一個征程。所以，當霍倫斯坦指揮倫敦交響樂團為約翰·戈德史密斯（John Goldsmith）屬下的獨角獸（Unicorn-Kanchana）唱片公司錄製這一版《第三交響曲》的時候，他其實是在實施他早已浸透於心的謀劃，他需要通過一種獨辟蹊徑的色澤為馬勒其後那些交響曲中所表達的自然與反自然的命題製造伏筆，這些伏筆的效果其主旨在於反映真實，而不需要驚人。
牧神潘醒了，夏天正在來臨；
草地上的鮮花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