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刑事政策日益成為一門顯學。與此同時，刑事政策的研究也引發了很多問題，尤其刑事政策研究與中國國情的結合，套用一個頗有特點的名詞，即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國特色。
一、問題的提出
2008年4月底，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聯合召開了一次以“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與和諧社會構建”為主題的研討會，儲槐植教授在總結發言時提到了一個非常簡單又非常值得深思的問題：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對於刑事政策的重視能與中國相比？中國近幾年關於刑事政策的領導講話、會議、報告、文件之多，專家學者的文章、著作、教材的數量之大是世所罕見的。我們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陸地區（暫不包括港澳台地區）刑事政策研究的著作論文做了初步檢索，以“刑事政策”為篇名進行檢索，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所提供的自1981年至2008年年底的涉及刑事政策的文章共計1617篇。這顯然沒有包括我國公、檢、法、司等各級機關自己印發的各類內部刊物上關於刑事政策的文章。而關於刑事政策研究的專著、譯著、教材、研究報告、論文集的數量也極為可觀，從1976年北京大學法律係刑法教研室自編的《刑事政策講義》至2008年，大約有50本之多。
儲教授提出的問題反映了他卓越的全球眼光。受他的啟發，筆者也萌生出一個問題。如果說儲教授的問題著眼於橫向的比較，那麽我們的問題則注重縱向的比較：中國曆史上有哪一個時期對於刑事政策的關注能與當今相比？為何當今人們對於刑事政策的興趣空前高漲？
刑事政策一詞問世於19世紀初的德國，後經李斯特、馬克·安塞爾等人的發揚光大，成為一門科學。對於中國而言，刑事政策是從國外引進的舶來品；而對於當今中國的刑事政策學者而言，刑事政策一詞仿佛來自隔世。其實，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20世紀初就有杜叔秀著《刑事政策講義》在上海法政學院試行（年代不詳），而出版年份確切的有夏勤、賀紹章著《刑事政策學》（北京朝陽大學1920年版）、郭衛著《最新刑事政策學》（上海法學編譯社1930年再版）、張定夫著《刑事政策學要義》（上海法學書局1934年版）、趙琛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張定夫編《刑事政策學大綱：上海法政學院講義》（上海法政學院1949年版）。由此可見，刑事政策一詞在舊中國已經有一定的知名度，當然其內涵和外延與如今人們所理解的刑事政策顯然有較大的差距。即便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也不能說刑事政策是為人們所陌生的。證據之一就是1950年吳大業編著的《蘇聯刑事政策綱要》（上海春江書局1950年版），再有就是北京大學法律係刑法教研室編印的《刑事政策講義》（1976年版），[1]盡管用今天的眼光看，這本講義可能算不上嚴格的刑事政策講義，但是它能夠在“**”剛剛結束的時候麵世，至少在一定意義上佐證了刑事政策一詞的專業認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