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政策理論日益繁榮的背景下堅持研究刑事政策的基本問題，主要有兩點考慮：一個是狹義刑事政策理論（工具刑事政策理論）的糾正；另一個是刑事政策實踐（尤其是刑事立法、司法）的改善。在工具刑事政策理論的去除中，我們通過刑事政策含義、善治理論以及係統科學的應用，初步確立了廣義的刑事政策（亦稱刑事政治）思想。區別於狹義的刑事政策理論，廣義的刑事政策理論不僅具有突出的跨學科、相對主義特征，在自身發展，尤其決策、執行方麵也有嚴格的體係和要求。因此，刑事政策的基本問題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係統地看，廣義刑事政策理論的研究是從犯罪原因、功能的檢視開始的。筆者認為，基於犯罪原因、功能的複雜性，犯罪治理是一個係統工程，類似中醫的綜合治理，而絕非西醫的外科手術。然而，1949年以來，受各種因素的影響，我國治理犯罪的指導思想長期偏離係統治理的根本要求。突出的情況主要有兩種：一個是“以政幹法”的情形，該情形下，政策壓倒法律，令從口出，相當隨意；另一個是基於徹底消滅犯罪的理念，試圖以“嚴打”的方法尋求犯罪治理態勢的根本好轉。該兩類情形，不僅長期影響我們的犯罪治理決策，而且至今還在發揮“重要的”指導作用。
新中國成立初期，受特定曆史條件的限製，出現“以政幹法”或者政策壓倒法律的情形有一定的必然性。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在宣布“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國民黨的六法全書為依據”的同時，也表達了要“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據”的願望。但是，“在人民的新的法律還沒有係統地發布以前，應該以共產黨政策以及人民政府與人民解放軍已發布的各種綱領、法律、條例、決議作依據。尤其司法機關”不僅要堅持“有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規定者，從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之規定；無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規定者，從新民主主義的政策”的辦事原則，同時還要“以學習和掌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家觀、法律觀及新民主主義的政策、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的辦法，來教育和改造司法幹部”，並以此提高“我們司法幹部的理論知識、政策知識與法律知識的水平和工作能力”。不難看出，有關的治理方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家觀、法律觀居於最高地位，新民主主義的政策次之，綱領、法律、命令、條例、決議居於最後。其中，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家觀、法律觀（不是法律本身）、黨的政策、新民主主義的政策、人民政府與人民解放軍發布的各種綱領、命令、決議又都是執政黨政策的表現形式。因此，執政黨的政策一開始就取得了壓倒法律的地位和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