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隻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隻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1]由此觀之，未成年人犯罪雖然是個世界難題，但不是無解的問題。首先應該肯定，未成年人成為問題是曆史的進步，因為人類已經能夠意識到未成年人及其問題的重要性，能夠加以區別對待了。少年司法就是基於對少年這一新人種的發現而形成的。
曆史學的研究表明，19世紀以前的西方社會，人僅僅被劃分為七歲以下的幼兒階段和七歲以上的成人階段。當然我們也可以推論，在人類的幼年時期，人是不分成人和未成年人的。19世紀以後，工業革命催生了現代教育，正在“學習”準備走向成人社會的未成年人，與已經在“工作”的成年人有了明顯的區別。而與民族國家的崛起同步的是“國家親權主義”的興盛。“國家親權”（Parents patriae）一詞源於拉丁語，其含義是“國家是每個兒童的最終監護人，因此國家可以承擔家長責任，並且為了保護兒童可以幹預家庭事務”。在很大程度上，少年是社會文化變遷的產物，而並非單純的生物學範疇。[2]未成年人問題、未成年人犯罪以及與此相對應的少年司法的出現反映了社會的進步。然而，工業化革命在提升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時，也使人類出現了某種生物學意義上的退步，人類的生育能力下降，使兒童成為更加稀缺因而也更加寶貴的資源，因為兒童原本就是人類得以繁衍生息的不可替代資源，因此，兒童問題更應引起重視。
從科學發展觀的視角來看待未成年人的犯罪與司法，你會有新的收獲。要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代際和諧與持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而核心的理念應該是兒童權利最大化。毛主席對青年人寄予厚望，他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那麽兒童權利最大化在規則、法律的層麵又該如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