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刑罰結構調整對“寬”的需求。刑罰結構對“寬”的需求集中體現在死刑問題上。廢除死刑是全世界不可逆轉的潮流，這是人權運動蓬勃發展的結果，也是人類社會發展不斷文明的一種體現。在世界範圍內，大部分國家都在立法上廢除了死刑，或者是在事實上擱置死刑的適用，而我國1997年《刑法》不僅沒有廢除死刑，反而設置了大量死刑罪名。我國1997年《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最終定格在68個，占罪名總數的16.5%。另外，1997年《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又廣泛分布在瀆職罪之外的其他9章犯罪中，死刑類罪高達90%。至於死刑罪名的個數，盡管從數量上看有所下降，但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與原有的死刑罪名（80個）在實質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數量上的減少主要是立法技術所致。[35]此外，我國不僅設置了大量死刑罪名，每年還判處和執行大量死刑。可見，我國在完成廢除死刑任務上，路途是長遠的，任務是艱巨的。我國死刑問題的現狀是有其曆史和現實原因的，一方麵我國曆來有死刑依賴的傳統，迷信死刑的威懾效力，民眾中報應觀念濃重，廢除死刑的主要阻力來自民意的壓力；另一方麵，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與激烈，極端暴力犯罪並不罕見，保留死刑有一定道理。因此，我國的死刑策略是在現階段保留死刑的基礎上，不斷限製死刑的適用直至廢除死刑。有學者提出我國廢除死刑的具體時間表，主張首先廢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進而廢除暴力犯罪的死刑，最終完全廢除死刑，這是對待我國死刑問題的科學態度。
我國正在積極地為死刑限製和廢除尋找替代措施，有學者主張引用不得減刑和假釋的終身監禁製度，筆者認為，與其貿然引入新的製度，不如充分挖掘本土資源，以求得新製度與已有法治環境的最大兼容。死刑緩期兩年執行製度是死刑替代措施的不二選擇，關於死緩製度的改革，前文已經提到有求“嚴”的一麵，同時也有求“寬”的一麵，即死緩轉為死刑立即執行的條件。按照《刑法》規定，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犯罪人，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故意犯罪，轉為死刑立即執行。此處的故意犯罪，不做任何劃分，可能是法定最高刑5年以上的重罪，也可能是法定最高刑5年以下的輕罪；可能是既遂的完成形態，也可能是預備、未遂和中止的未完成形態。筆者認為，從擴大死緩適用，限製轉化為死刑立即執行的角度出發，“故意犯罪”的條件過於寬泛，應對其進行嚴格限製，建議限定在行為實行終了的重罪範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