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羅馬早期史學，羅馬人自己就有過評論。他們非常明白自己的位置，也不否認自身的影響不如希臘人。例如，加圖自己認為：他已經做了與斯巴達的李奧尼達同樣的事情，但得不到李奧尼達同樣的光榮。[1]原因就在於羅馬曆史記述上的嚴重滯後。
西塞羅的朋友阿提庫斯對此則分析得更清晰、更精辟。他在竭力勸說西塞羅撰寫曆史作品，以改變羅馬史學的落後地位時，曾這樣說道：
“在大祭司長們的年代記之後（沒有什麽別的敘述比那些記載更枯燥的了），如果我們看一看法比烏斯，或者你常常提到的加圖，或者庇索，或者法尼烏斯，或者維諾尼烏斯，雖然他們中間可能這個人的敘述比那個人的敘述要富有生氣，然而又有誰的敘述比他們的更貧乏呢？誠然法尼烏斯的同時代人安提帕特爾的敘述稍許活躍一些，並且盡管他的敘述也很粗糙，未加修飾，缺少光澤和藝術性，但他仍然能夠提醒其他人更精心地寫作。然而替代他的是可敬的克勞狄烏斯和阿塞利奧帕，他們與科利烏斯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卻更接近於前輩們的平淡和粗劣。”[2]
羅馬人自知他們的史學不如希臘人博大精深，自知其表達方式與希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對自身史學不發達的原因皆有深刻的分析。這我們可從薩魯斯特的著作中看得很清楚。薩魯斯特這樣說道：
羅馬人民從來不曾有過這樣的有利之處，因為他們中間最有才能的人們總是從事實際的事務，他們總是要在身體力行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頭腦；最優秀的公民重視行動而不喜空談，他認為他自己的英勇行動應當受到別人的稱讚，而不應由他本人來記述別人的英勇行動。[3]
為改變上述根深蒂固的觀念，薩魯斯特主張：“為國家做一番事業當然值得讚賞，而以語言文字記述國家事務也是合適的。”對於羅馬而言，不僅要有建功立業之人，而且要有記述別人功業的人。他們都應受到“我們的稱許。”[4]薩魯斯特的《喀提林陰謀》和《朱古達戰爭》就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寫作完成的。如果說大祭司年代記是羅馬史學之根，法比烏斯·匹克脫代表的是羅馬史學朦朧覺醒的話，那麽加圖展示的卻是拉丁民族史學的自覺，而薩魯斯特則更有了超越希臘史學的巨大願望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