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結構批評是指對文學的形式法則、表達方式、文本構成、結構規律等所謂“內部”（韋勒克意義上的）特征的一種批評形式。在傳統文論中，形式結構批評可以上溯到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中國的文采論和聲律論以及印度的莊嚴論等，進入現代文論以後，主要有唯美主義、形式主義、新批評、結構主義、符號學、敘事學以及後結構主義等文論流派。就其主要關注的問題來說，可以分為以下幾種。
首先，語言批評。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對文學語言的批評是最貼近於文學本質的一種批評方式。“文學性”問題之所以能在形式主義那裏提出，也正是因為它抓住了文學獨特規律的至關重要的一個方麵。總體上來說，語言批評認為文學語言具有自我同一性或自我指涉性的特點。蘇珊·朗格的論斷很有代表性，她說：“藝術符號是一種有點特殊的符號，因為雖然它具有符號的某些功能，但並不具有符號的全部功能，尤其是不能像純粹的符號那樣，去代替另一件事物，也不能與存在於它本身之外的其他事物發生聯係。”[1]特別對於“純詩”——它往往被認為是文學藝術的最高範本——來說，語言本身就是目的，在此，莊子所說的“得意忘言”還不夠確切，準確地說應該是“得言忘意”，或者說意義本身已經將語言全部吸納。正如薩特所說：“意義澆鑄在詞裏，被詞的音響或外觀吸收了，變厚、變質，它也成為物。”[2]因此便不複可能有外在的指稱功能。
其次，結構批評。結構批評是通過探究文本的結構法則以尋求深層意義或所謂“深度模式”的一種批評形式。羅蘭·巴特說得明白：“結構主義的人把真實的東西取來，予以分解，然後重新予以組合。”[3]也就是將文本元素分解後再按照一定的秩序重構，借此從中發現確定的意義。當然，並非結構主義出現以後才有結構批評，亞裏士多德關於悲劇情節結構的有機整體觀以及李漁的戲劇理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觸及了文本的深層結構問題。就其主要的成果來看，結構批評主要專注於敘事文本的研究，其中列維-斯特勞斯對俄狄浦斯神話的研究是一個經典案例。這個案例的最後結論並非是將眾所周知的弑父娶母的人生隱喻進一步深化，而是似乎與此無甚相幹的生命起源論：人到底是來自母親還是土地？如果來自母親，那母親又從何而來呢？斯特勞斯因此認為俄狄浦斯神話的真正意義是在於追問人類是一源還是二源的終極問題。此外，敘事學、語言學和符號學也是結構批評的重要支脈。值得一提的是，結構主義一方麵尋求文本的深度結構，這已經有形而上學的嫌疑；但另一方麵，它並沒有提供統一的深度模式，在不同的理論家那裏深度模式言人人殊，在這個意義上，結構批評與真正的形而上學批評還是有所差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