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從第三十二篇《鎔裁》一直到第四十四篇《總術》，全部談論具體寫作的方法，也就是怎樣能夠把靈感和構思落實到紙麵上。一個人的靈感、思路畢竟是純粹精神的東西，要讓它們轉化成真正的文學作品，必須有一個把它們語言化、文學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即創作的物化階段。
《鎔裁》一篇主要講的是怎樣煉意和煉辭。首先要考慮情意，在確定情意的基礎上考慮使用什麽樣的體裁；確定體裁後要考慮用什麽樣的文字來使立意物化，既包括選擇主題的問題，也包含修辭的問題。這一篇說：“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檃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剪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斫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這是從情理、體例、內容、修辭的相互關係來談，要根據氣質的“剛”“柔”來選擇文體，要根據時數的變化來選擇得體的言辭。
在沈約“四聲八病說”的基礎上，劉勰也全麵地研究了文學不能回避的聲律問題。關於聲律部分的論述，是漢語獨有的特色，彰顯了漢語言文學的獨特價值。在南北朝時期，隨著文學理論的自覺發展，漢語的語音美也進入了文學家和批評家的視野。範曄能識宮商，把語言音律問題納入文學的範圍；在陰陽上去四聲的基礎上，沈約又提出了“八病”的概念，創製了格律詩；劉勰在《聲律》一篇中談到了語言音律難於音樂的問題。[5]另外，劉勰還在該篇中總結了其他一些諸如聲與字的用法等問題，體現出我國古代文論中就有了高度豐富的音係學成就。無獨有偶，西方文論向來也關注聲律問題，隻是語言的不同使得研究的方法和結論都大不一樣。從聲音的意義上談，西方人認為“每一件文學作品首先是一個聲音的係列，從這個聲音的係列再生出意義”[6]，這就是說語音美是文學藝術的重要構成，體現出了西方以表示語音的符號為語言的特點。他們認為語音與意義密不可分，所以關於聲律的研究也不是對聲音表演的研究，而是對語音固有的內在規律的研究。一個重要的證據是，現代語言學的重要分支音係學的一個重要概念——可以相互區分的語音基本元素“最小對立體”——就體現出了人類語音的基本屬性，這也是語言音樂性的來源。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對聲律的研究更多是以一種近似科學分析的方法展開的，而中國的聲律研究則更貼合傳統意義上的文學藝術技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