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那麽在言出之前，必然有一個相對地固定思想的過程，我們把它叫作“構思”。《文心雕龍·神思》用非常縝密細致地論述，全麵講到怎樣進行文學構思的問題，後人研究《文心雕龍》時，認為《神思》是全書創作論部分的總論：“它從構思以前的準備工作，講到構思時的想象，……這篇是以構思為主，所以又是剖析情理的第一篇。”[2]
《神思》一篇說“文之思也，其神遠矣”，講了想象與文思的關係，並非常具體地指出：“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這些文字非常清楚地闡述了陶鈞文思的方法。
構思是連接物與神的關鍵部分，《神思》篇講：“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就是說構思階段，人可以展開非常豐富的想象，認知能力發揮起來以後，可以在大腦中構建非常多彩的意向，這一切都是“思理之致”。又說：“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胸臆，而誌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這幾句充分討論了“神”與“物”的關係，並認為精神和元氣是人的“神”的關鍵，語言則是用於表征外物的機製。劉勰分析了構思的本質，並以“神與物遊”的觀點，論述了構思時主客觀交融的一種態度。
關於這個主客觀交融的問題，在西方的現象學文論中也有呼應。伊格爾頓在《文學理論導論》一書中談到了胡塞爾現象學的一些原理，他認為：“所有超經驗的東西都應該被排斥，現實須與純粹的現象相聯係，這是我們的心智的表現方式，也是我們得以開始思維的可靠機製。胡塞爾把這種哲學方法命名為‘現象學’，是關於現象的純粹科學。”伊格爾頓進一步認為，現象學文論是一種把胡塞爾現象學用於文學批評的嚐試，如同胡塞爾用括號“懸置”了具體物的屬性一樣，現象學文論把文學作品的一些“無關”因素也懸置了，包括文學作品的社會曆史背景、它的作者以及創作和閱讀的具體社會曆史條件等。這就是說，現象學是要求排斥超經驗的內容的，但又不是被動地看待客體，而是要求用主客觀交融的方式直觀地觀照客體，這一點呼應了“神與物遊”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