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起興的問題,一般指文學家創作時文思湧動的一種狀態,這與其他藝術創作中產生靈感的過程相通,起興也是一種靈感流動和產生表達欲望的狀態。《文心雕龍·原道》篇講:“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從理論上指出了人類文思發生的能動性根源。而後又說:“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從文道論的高度說明了人類能發生文思的根本原因。《毛詩序》說“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孔子說“詩可以興”,也是指出了文學創作思想的發端問題。
《文心雕龍·征聖》一篇講聖人“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說明參悟天道、教化後世的聖人在體會日月精華、領悟天地之玄機後,就能成文以為後世之範。有的言簡意賅,思想通達;有的文理廣博,情感豐富;有的闡釋理論,自成體係;有的用意深遠,有深刻的含義。“聖因文而明道”,所以聖人之所以能思而成文,也就是人類可以思考而演繹成文學的一種機理吧。《詩經·周南·桃夭》寫道:“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朱熹《詩集傳》解讀說:“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可見詩人都有**為詩的能力和動機。
西方文學理論從心理學的角度也分析了人的文思來源,對作家的心理模式及創作過程進行研究。比如,希臘時代人們認為“癲狂”和酒神、繆斯的感召是詩性的來源,認為詩人可以受到神的啟示而以一種超理性的方式來展開文學藝術的創作。這種展開在語言上是迷亂的,在心智上是無意識的,在形式上是超越一般理性、可以歸結為藝術性的。就像荷馬一般,詩人似乎是獲得了特殊天賦以補償其生理和世俗的缺陷。《奧德賽》裏說繆斯弄瞎了德莫多克斯,但是又以甜美的歌吟天賦來補償他。文學心理學對創作過程的心理解讀是範式性的,並導致了“藝術”和“科學”的區分。例如,弗洛伊德認為:“藝術家本來就是背離現實的人,因為他不能滿足其與生俱來的本能要求,於是他就在幻想的生活中放縱其情欲和野心勃勃的願望。……借助原來特殊的天賦,他把自己的幻想塑造成一種嶄新的現實。而人們又承認這些幻想是合理的,具有反映實際生活的價值……”[1]韋勒克引用楊施的觀點,認為:“這種能力(即幻想和以文學創作表達幻想的能力,本書作者注)是藝術家所特有的、將知覺和概念糅合為一的特征。藝術家保持和發展了民族的古老的特點:他們能夠感覺到甚至‘看到’自己的思想。”西方批評理論認為文學創作是一個從無意識開始的東西,以靈感為這種無意識的呈現。靈感是傳統上用於表達這種無意識的名詞,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對靈感的來源有著不同的認識。比如,在古代希臘,靈感被認為源自繆斯或者狄俄尼索斯;基督教觀念上,靈感來自神的聖靈的啟示;現代科學把靈感解讀為心理學上的一種“突變”,為了追求這個突變,文學家甚至使用酒精、麻醉品來麻醉理性,放縱潛意識的活動,以圖釋放靈感。這也與中國古代文人“鬥酒詩百篇”,好飲酒作詩,甚至流連風月的行為暗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