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論相當重視文學的教育作用，西方的文學教育思想也是源遠流長。西方的文藝功能觀主要是“文學使人快樂並給人以教育”，具體內容包括亞裏士多德的“淨化說”、賀拉斯的“寓教於樂說”、但丁的“美善統一說”、培根的“詩歌可以使人提高和向上說”、別林斯基的“文學是社會的家庭教師說”、列夫·托爾斯泰的“文學是精神上的指導說”等。
如果要追溯西方文學教育思想的源頭，那恐怕要回到古希臘的荷馬史詩時代。荷馬將詩歌當作神的賜予，它能使人精神愉悅，因記載英雄們的偉大業績而彌久不衰，“對國家有益”。這也是當時古希臘人對藝術功用的普遍看法。
整個古希臘時期，文學的社會功用受到文論家的重視。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出詩歌可以令人獲取知識，身心愉悅，悲劇有教育和淨化人心的作用。蘇格拉底指出：“如果教育的方式適合，它們就會拿美來浸潤心靈，使它也就因而美化；如果沒有這種適合的教育，心靈也就因而醜化。”[4]他承認藝術具有多重社會作用，以教育作用為首。柏拉圖則認為詩歌這種藝術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最容易**個人放鬆社會道德警惕性，必要時可將詩歌驅逐出“理想國”，但前提是詩歌對塑造一個正義的人是不起作用的。有人這樣評價柏拉圖的正義觀：“把重點放在教育上，這是柏拉圖正義觀的邏輯結果。”[5]這一對待藝術的方式對整個西方文論影響深遠。古羅馬的賀拉斯繼承並發展了古希臘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等人的文藝社會功用理論，倡導文學的寓教於樂：“詩人的願望應該是給人益處和樂趣，他寫的東西應該給人以快感，同時對生活有幫助。……寓教於樂，既勸諭讀者，又使他喜愛，才能符合眾望。”[6]這一觀點將文藝的教育功能和娛樂作用有機辯證地聯係起來，比起“樂”來，“教”的功用是首要的，我們在正確地認識文藝的本質特征時應充分發揮文藝的社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