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來源於社會生活，社會生活是文學創作的唯一源泉。一切文學作品，或顯或隱地折射出社會生活的浩**無邊。魯迅指出：“天才們無論怎樣說大話，歸根結蒂，還是不能憑空創造。描神畫鬼，毫無對證，本可以專靠了神思，所謂‘天馬行空’似的揮寫了，然而他們寫出來的，也不過是三隻眼，長頸子，就是在常見的人體上，增加了眼睛一隻，增長了頸子二三尺而已。”[7]詩歌與曆史互證通常成為學術界考察文學與社會生活關係的研究方法，陳寅恪就用唐詩來證唐史：“是因為唐代自武宗之後的曆史記錄存在很多錯誤。唐代曆史具有很大的複雜性，接觸麵也很廣，並且很多史料遺留在國外。但唐代的詩歌則保留了大量的曆史實錄，唐史的複雜性與接觸麵廣這些特點，都在唐詩中有反映，成為最原始的實錄。文章合為時而作，所以唐詩中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的現實。”[8]文學的認知作用的前提是文學的真實性，真實性是文學的生命線，因此，隻有具備真實性的作品才有認知作用。
但是，文學認知的真實性是一種藝術真實而非生活真實。藝術真實不等於生活真實，生活真實為藝術真實提供文學原料，夯實藝術真實的基礎，使其不是飄渺虛無的空中樓閣。藝術真實對生活真實施以加減法，根據文學創作的需要，減去某些真實的東西，然後又添加了一些虛構的東西。所以，藝術真實具備生活真實所不具備的藝術性，還概括了一定的曆史本質。正如亞裏士多德所說：“詩比曆史更富於哲學意味、更高；因為詩所描述的事帶有普遍性，曆史則敘述個別的事。”[9]詩歌能夠使人認識到普遍真理，它將現象和本質統一在一起。文學是對真實生活的能動創造，而非複製現實生活，它能夠超越現實生活的局限性而追求藝術審美的無限性。藝術真實包含著作家的真情實感。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就是以他自己作為原型創作出來的，他和主人公有著相似的生活遭遇，正因為作家投入了自己最深沉的情感，才能創作出這樣一個悲涼的孤兒形象。但是文學作品並非作家的自傳體，隻能說作家比較熟悉這一領域的生活，寫作時比較上手。魯迅說過：“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比親曆過，最好是經曆過。詰難者問：那麽，寫殺人最好是自己殺過人，寫妓女還得去賣**麽？答曰：不然。我所謂經曆，是所遇，所見，所聞，並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裏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