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助益革命政略。人所共知，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一個致命弱點，是漠視農民的利益與要求，不是主動聯合而是排斥農民階級，從而使自己在強大的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聯合勢力麵前，陷於軟弱的地位。但是，其時劉師培卻獨具隻眼，以清晰的語言明確地提出了滿足農民土地要求、發動“農人革命”這一重要的政略思想。他在《悲佃農》[93]中說：“既處今之世……必盡破貴賤之級，沒富豪之田，以土地為國民所共有，斯能直合於至公”；否則，即便共和告成，農民受地主挾製，所謂選舉自由權，也無非徒具空名。而要藉富豪之田，“又必自農人革命始”。這自非偶然。劉師培是在詳細考察了中國自古土地製度失平及其與封建等級製的內在聯係後，才提出這樣重要的見解的。在同一文章中，他指出，“中國自古迄今，授田之法，均屬失平”。“富”、“蓄”二字從田，“私”、“積”二字從禾，可見古代以田穀多少區富貧。後貴顯者複將力農之役轉屬農人。“民”為苗黎，“氓”為農民，與民互訓，則苗民與農仆同，故“以勞佚之殊，定尊卑之製，夫固自古為然矣”。尤其可貴的是，他還依據曆史經驗告誡黨人，不應將農民視為無所成事的烏合之眾，曆史上陳涉、吳廣等眾多農民起義的事實，已“足證中國之農夫，非不足以圖大舉”。他事實上是認為，共和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有待“農人革命”的再起：“世有陳涉、劉秀、鄧茂七其人乎，公理之昌可計日而待矣。”劉師培的見解在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但這無損於其自身的價值。他提出“農人革命”的主張，確是緣於對曆史與現實聯係的冷峻思考，和更多地表現出其“通史致用”思想的深刻性。
以上事實也說明：前期的劉師培所以成就為著名的革命黨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通史致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