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1月20日，劉師培卒。身後蕭條，曆兩日始入殮，由陳獨秀出資代為料理後事。時章太炎在上海。陳去病致北大校長蔡元培書說：“茲因就醫返滬……即聞太炎雲申叔死矣，正驚訝間，而申報亦複詳列其事，為之懊喪不置。”[195]陳剛到上海就先於報刊從章處“即聞”劉的死訊，說明章對劉的情況依然關注；但僅雲“申叔死矣”一句，又分明反映了他複雜的心理：為一位不可多得的國學人才的夭折而惋惜，但同時卻不能寬恕其墮誌喪行。章曾為蘇曼殊、黃節、黃侃等許多故舊的辭世送去挽聯，寄托哀思，於劉獨無所表示；自定《年譜》憶及多少友人，於劉卻諱莫如深；反之，分別寫於1914年、1934年的《蘇元瑛記事》、《黃季剛墓誌銘》，卻一反過去，對劉師培的變節與附逆一再作鞭撻，足見其失望之深。
章太炎、劉師培訂交於1903年“蘇報案”發生前夕，即排滿革命春潮湧動之日，而其最終決裂卻是在袁世凱公然複辟帝製和辛亥革命確然失敗之時，顯然具有象征的意義：其交誼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辛亥革命一波九曲及其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過的艱難曆程。
章、劉交誼，說到底，是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政治、文化思潮變動及其相互交感的時代條件的產物。是時中國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不僅表現為排滿革命洪波湧起，而且還表現為要求保存國粹、複興中國文化的國粹思潮的激**。作為革命派一翼的國粹派的崛起，正是此種社會政治文化思潮變動、交感的重要表征。國粹派是排滿革命論者，又是文化決定論者，相信學存國雖亡可複，學亡國必隨之，且萬劫不複。明乎此，便不難理解章、劉作為著名的國學大師、國粹派的兩位主帥人物，其定交不限於共同的政治目標，更托情於複興中國文化宏大的抱負。也唯其如此，在訂交之初，他們誌同道合，借經史助益革命和倡言“古學複興”，從政治、文化兩個層麵有力地彰顯了民族精神，虎虎有生氣。其交誼也因之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