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國粹派是一些確立了進化論的宇宙觀和具備了較為係統的西方近代社會學新知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作為革命派的一翼而崛起，不僅借經史助益革命，而且主張保存國粹複興中國民族文化。國粹派所倡導的國粹思潮，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其文化思想，同樣應當看做是後者在文化思想領域延伸所產生的積極的成果。這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幾點：
（一）借中國的曆史文化為時代和革命釀造了愛國主義的**
國粹派文化思想的核心是民族主義，而其卓特之處，即是在於執著體認中國曆史文化與現實的民族民主運動間的內在聯係：後者永遠需要依賴前者為之提供必不可少的民族良知的依托，即國民的愛國主義精神的弘揚。“愛國精神者，精神之精神也”，人而“無愛國心，是喪其良知者也”[1]。從呼籲“保種、愛國、存學”，到鼓吹“陶鑄國魂”；從連載《正氣集》提倡民族氣節，到借重顧炎武“知恥”、“重厚”、“耿介”的主張，倡導“革命道德”；國粹派苦心孤詣，以經史助益革命，實則歸根到底就是一條，“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即自覺地借助於中國的曆史文化為時代和革命釀造了寶貴的愛國主義**。胡適說，晚清國粹派“他們不是為學問而做學問，隻是借學術來鼓吹種族革命並引起民族的愛國心”[2]。作為一批“有學問的革命家”，國粹派的宣傳尤其在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此而言，他們在革命中的作用實為其他黨人所無法替代的。
章太炎說，革命之初，孫中山的興中會可號召南洋華僑；黃興的華興會可號召沿海會黨；徐錫麟的光複會可號召江、浙、皖士民；三黨結成同盟會後，雖於留學生多通風氣，但對“國內文學之士則未能產生影響。自餘主筆《民報》，革命之說益昌，入會之士益眾，聲勢遂日張”。[3]汪東也指出，《民報》在章太炎主持下，轉以經史立論，影響愈大：“……尤其是太炎的文辭淵雅，立論以經史為根據，這樣就使當時的士大夫階級，在思想上發生了很大震動。”[4]這不應當看做是國粹派好自高標，周作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曾指出，由鄧實、黃節、劉師培、馬敘倫主撰的《國粹學報》，“以複古來講革命，灌輸民族思想，在知識階級中間很有勢力”。《民報》上章太炎等人的文章，“在東京及中國內地的學生中間，力量也不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