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粹派經學研究的重點，在《春秋》與《左傳》。這是因為：其一，《春秋》在儒家經典中處於特殊地位。在《六經》中，《樂》早已佚亡，《詩》、《書》、《禮》、《周易》作為古籍，經孔子刪定，義訓既詳，內容較確定，曆來爭議亦少。《春秋》則不同。它不僅因文字過於簡略，引出《左傳》、《公羊傳》、《穀梁傳》三家傳述並存的局麵，義訓既歧，研究者用力自然益勤；更主要還在於，它是《六經》中唯一由孔子自撰的著作，被認為是集中體現了孔子思想和孔子借以統一《六經》的最重要的經典，因而曆來為治經者所看重。故章太炎說，“春秋之作乃與它經絕異……則孔子自作，異於古書”[1]。康有為也說：“然則於六藝之中，求孔子之道者，莫如《春秋》”[2]；其二，《左傳》是今古文之爭的焦點。康有為強調，“孔子改製，統於《春秋》”，[3]“《春秋》滅於偽《左》”[4]；因此力證《左傳》是偽經。以古文大師為主體的國粹派起而駁難辨誣勢在必然；其三，劉師培、章太炎恰恰都是治《春秋》左氏學的大師。劉家世傳經學，正是以治《左傳》名於世。劉師培曾祖劉文淇著有《左傳舊注疏證》、《左傳舊疏考正》；祖毓菘著有《春秋左氏傳大義》；伯父壽曾著有《讀左劄記》。同時劉文淇修《左氏春秋長編》未成，毓菘、壽曾繼之，仍未果。祖孫父子共治一書，傳為佳話。劉師培自謂“予治左氏久”[5]，“束發授經，思述先業”[6]，有誌倡大左氏學。章太炎雖不具家學淵源，但自幼“專治左氏春秋”，還在詁經精舍就讀之時，即已完成了約50萬字的《春秋左傳讀》。其後又撰有《春秋左傳讀敘錄》，《駁箴膏肓評》等書，對《春秋》左氏學有專深的研究。同時，專尚古文、護衛左氏學的意誌極堅：“方餘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說，如日中天，學者煽其餘焰，簧鼓一世，餘故專明左氏以斥之”[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