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粹學報發刊辭》的“例言”寫道：“用理秘文，發揚幽潛，誌古匡今，俾作箴砭，撰史篇”[1]。鉤深致遠，探賾索微，意在誌古匡今，箴砭現實。可見，國粹派史學思想的核心是：通史致用。
國粹派通史致用思想的形成，固然與上述他們對史學功能的認識有關，但以下的因素，也至關重要：
首先，是出自他們對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體認。國粹派認為，中國史學肇端於上古史官。在上古，尊人鬼，故崇先例；奉先例為法儀，載之文字，謂之“法”、“書”、“禮”。其事便是史職。掌其職者，謂之太史、卿大夫。有官才有法，故法具於官；有法才有書，故官守其書。“是則史也者，掌一代之學者也。一代之學，即一國政教之本……史為一代盛衰之所係，即為一代學術之總歸”[2]。這即是說，不僅史為中國學術肇端之府，且官師合一、學用統一，一開始便形成了中國史學及全部學術的特點與優點。所以，所謂《六經》，就是先王的政典、史官的實錄。先秦九流並起，共出史官。諸子承《六經》餘緒，各成一家之學，即各成一家之史。諸子之史，“派別雖殊，而究之皆規切時弊，以致實用”[3]。迄漢代司馬遷著《史記》，倡言“究於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中國史學的發展雖經曆了由“史”變“經”，複由“經”變“史”的轉換，但其通史致用的優良傳統一脈相承。國粹派對先秦史學流變的見解，具有多大的科學性，是另一問題；但從司馬遷著《史記》，力倡“通古今之變”，到司馬光撰《資治通鑒》，申言“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4]，中國史學無疑是形成了自己通史致用的優良傳統。國粹派體認這一點，並沒有錯，其孜孜以“誌古匡今，俾作箴砭”為治史的圭臬，也應當說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