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看，國粹派努力推進新史學建設，於兩方麵用力最多：
（一）大力倡導進化論的曆史觀
雖然自19世紀末嚴複翻譯了《天演論》之後，生物進化的觀點已在中國日漸傳播；但是，將進化論引入曆史領域，進一步促進國人擺脫傳統循環論的影響和確立進化論的曆史觀，仍然是新史學極有意義的工作。國粹派對此作了很大的努力。在“國粹派的新學知識係統”一章，已經論述了國粹派怎樣借助摩爾根等西方社會學者關於原始社會的理論，探討了中國史前社會的發展。他們指出，中國原古祖先同樣走過了由狩獵而遊牧而農耕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並經由母係氏族、父係氏族，才最終邁進了文明的天地。他們較比更早更係統地為時人揭示了曆來充滿神秘色彩而呈迷離混沌的中國原始社會演進的大致脈絡，從而為人們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的發展進化，作了有益的思想鋪墊。這裏，我們要強調的是，國粹派遠未止乎此，而是進一步倡導以進化論的曆史觀去看待整個人類曆史尤其是中國社會曆史的發展。
鄧實在總體把握人類社會曆史進化的一般過程的基礎上，提出對中國社會曆史進化的見解，也頗具特色。他認為，中國社會自黃帝時代揭開了文明的序幕，秦漢以降囿於君主專製製度，其間進化雖有快慢之分，但迄今數千年未出“耕稼時代”，即較以民權為標誌的西方“工商”時代，整整落後了一個曆史時代。現在西方社會正麵臨著由第四期向第五期過渡，所以社會主義高唱入雲；而中國麵臨的則是由第三期向第四期過渡，要在完成了由專製封閉的君權時代向民主開放的民權時代過渡之後，才有可能趨進第五期，走向人類共同的社會主義更新的時代。但是，無論如何，現今的中國曆史正處在一個重大的轉折關頭，即由“君主專製一人獨治”之時代，轉為“萬民共治”民主共和的時代；由“閉關自治大一統”的時代，轉為“萬國交通”的時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