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粹派重國學。但在他們的心目中，“國學，當首經史”[1]。而經即史，“經學還是曆史學的一種”[2]。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國粹派主張國學，其主要內容就是史學。故章太炎肯定：“國粹以曆史為主”[3]。其重史，不言而喻。
但是，具體地說，國粹派又將史學的社會功能，主要地概括為兩個方麵：一是借以培養國民的愛國心。在他們看來，曆史就是最可貴的國粹。人與禽獸的區別就在於他具有曆史的觀念，因而能合群，進而“建國家，辨種族”[4]。失去曆史的民族，是無根的民族，一盤散沙，不可能競存於世界。章太炎十分形象地將國民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比作莊稼，而將民族的曆史則比作莊稼賴以紮根和吸取養料的沃土。他說：“仆以為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製度、地理風俗之類，為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黃也”[5]。這就是說，唯有曆史才是保持民族凝聚力無可替代而又永不衰竭的力量源泉。所以，國粹派始終堅信，培養人們的愛國心，此種“潤物細無聲”的無形之用，乃是曆史的“最大的用處”[6]。也惟其如此，必須將曆史知識化為國人的常識。
二是鑒往知來、推進人類文明的利器。馬敘倫曾對史的“名”、“實”，作了界定。他認為，史之名雖始於文明開化之世，但史之實就其原指過去的事實而言，“它與宇宙並生”；人們將宇宙萬物的化育過程及人類過去的實踐作為自己研究的對象，史便成了專門的學問，稱史學或“曆史之學”。所以史的作用就在於它以鑒往知來為職誌，可成推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利器。他說：“達史之用，可以促開化，可以進文明。”[7]“中人而有誌於興國也，誠宜於曆史之學人人辟新而講求之，蓋曆史固文明之嚆矢也。”[8]鄧實表述得更明確，在他看來，人類社會曆史的進化，實為古今無窮遞嬗的過程。“今”為“古”之發展，而“古”即孕育著“今”。說到底，曆史的功能就在於為人類社會此種古今遞嬗生命機製的正常運作，提供了無可替代的中介作用。他說：“（人群進化）當其既進，有已往之現象，當其未進，有未來之影響。曆史者，即其一大群之現象、影響也。既往之文明現象，惟曆史能留之，未來之文明影響，惟曆史能胎之”[9]。這裏的見解與馬敘倫 “曆史文明之嚆矢”的說法，顯然是一致的：不僅人類過往的“文明現象”有待曆史來保存；更重要的是，它所蘊含的對未來的“影響”，也有待於曆史積極的保存、提煉與轉換，從而得以實現新舊文明的遞嬗和推動人類社會的進化。鄧實無疑較他人更有力地彰顯了史學作為文明利器的社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