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在20世紀初年的社會文化思潮中，國粹派是獨樹一幟；那麽，其大書在旗幟上以彰顯自己的理想與主張的口號便是：“古學複興”。
“古學複興”原是歐洲文藝複興的一種別稱。1879年出版的沈毅和的《西史匯函續編·歐洲史略》，是中國人最早介紹歐洲文藝複興的著作，正是冠之以“古學複興”的標題。在其後很長的一段時間裏，國人沿用了此種譯法。在國粹派的文論中，涉及歐洲“古學複興”雖然甚早，但明確提到中國也當有自己的“古學複興”，卻是肇端於許守微。1905年8月，他在《國粹學報》第7期上發表《論國粹無阻於歐化》一文，其中說：“西哲之言曰：今日歐洲文明，由中世紀倡古學之複興，亞別拉脫洛查諸子之力居多焉。……視我神州，則蒙昧久矣，昏瞀久矣，橫序之子，不知四禮；衿纓之士，不讀群經。蓋括帖之學，毒我神州者六百有餘年，而今乃一旦廓清，複見天日，古學複興，此其時矣。”不過，這僅為聯想，尚非專論。同年10月，鄧實在同刊第9期上發表《古學複興論》，不僅論述了歐洲“古學複興”的曆史，而且對中國“古學複興”的必然性、意義與途徑，也作了相當具體的闡發。他說：“吾人今日對於祖國之責任，唯當研求古學，刷垢磨光，鉤玄提要，以發見種種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學之聲價。是則吾學者之光也。……則安見歐洲古學複興於15世紀，而亞洲古學不複興於20世紀也。嗚呼，是則所謂古學之複興者矣。”鄧文是國粹派論述“古學複興”最有代表性的著述。
國粹派所要複興的“古學”，是指他們所謂的先秦未受“異學”、“君學”浸染前純正而健全的中國文化，即“國學”。具體說，是指包括儒學在內的先秦諸子學。所以鄧實說，“古學雖微，實吾國粹……孔子之學固國學，而諸子之學亦國學也”[1]。歐洲借複興古希臘文化，而開近代文明的先河；國粹派也希望通過複興先秦諸子學，而重新振興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