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粹派既以複興中國文化為己任，自然是痛感於傳統文化的衰敗。他們指出，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麵：
其一，學術的衰弊。
國粹派認為，土地、人種構成一國的“質幹”，“其學術則其神經也”[1]。所以，學術為立國之本，中國文化的衰弊，主要也就在於學鮮實用，學術湮沒。其中，漢、宋學之無實無用，是其禍本：漢學滿足於繁瑣的考據，“攈摭細微，剿襲成說，叢脞無用”；宋學複空談心性，“禪寂清譚，孤陋寡聞，閉聰塞明”。二者不僅無補於國事，且毒化了國學，不足稱之為“學”。所以，“近三百年之天下，謂之適於無學之世可也”[2]。作為一國“神經”的學術既湮沒不彰，中國文化岌岌可危，自然是無可掩飾的了。
其二，民智、民德、民力的低下。
在國粹派看來，一國文化的興衰，還集中反映在國民的素質上。“必其民有文明之資性，而後享食文明之幸福，得保其迤演不替，其運彌長”[3]。如果說，學術的衰弊還僅限於士大夫階層；那麽，與西方相較，民智、民德、民力的普遍低下，則是在全體的意義上，反映了中國文化的衰微。
文明社會的進化，不在“腕力”，而在“汽力”；不在“兵戰”，而在“腦戰”；不在少數貴族士大夫，而在多數之國民[4]。民智則國富而強，民愚則國貧而弱。泰西之民，“神智飛揚，精神充足”，“聰明智慧之民也”，所以“其社會之內，光華美麗，如錦如霞”；而泰東之民，“愚魯頑頓，誌識卑下，其德慧術智，遠遜歐美”，所以“其社會之內，陰暗淒慘，愁雲遍結”。西強而東弱，要在於“其一智一愚”。此種民智上的差距，從東西方士、農、工、商即學術與社會生產素質上最能反映出來：“彼以巧，而我以拙；彼士以科學，農以新器，工以汽機，商以計學；而我士以白卷大折，農以天時，工以手足，商以命運”。無怪乎，中西相遇數十年，言“兵戰”、“農戰”、“工戰”、“商戰”，中國無往而不敗[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