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粹”、“國學”、“國魂”是國粹派借以文化運思最基本的概念。要理解國粹派的文化觀，不能不對其內涵及其內在聯係，首先作一番考察。
國粹一詞雖傳自日本，但如黃節所說，“名從主人，物從中國，吾有取於其義雲爾”[1]。國粹派所講的國粹，自然與日本不盡相同。然而，何謂“國粹”？國粹派對此並無統一的界定；但綜觀其主要代表人物的見解，約有三種層麵的含義：
其一，廣義上泛指中國的曆史、文化。鄧實《國粹學報發刊辭》說：“綜百家之長，以觀學術之會通……月出一編，顏曰國粹。”[2]是報主要內容，分為“社說”、“政篇”、“史篇”、“學篇”、“文篇”、“叢說”、“撰錄”。“國粹”顯然具有涵蓋中國曆史與文化的廣泛意義。章太炎說得更具體：“國粹”就是曆史，“這個曆史，是就廣義說的，其中可以分為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製度，三是人物事跡。”[3]但是，這是在強調忘卻曆史與文化的民族無自覺，“即為他民族淩轢，無以自存”[4]的意義上，將中國的曆史文化認作“國粹”；包括章太炎在內，國粹派並不認為曆史上的一切皆是“粹”。所以，章太炎說，“國粹誠未必皆是”，“義有是非，取是舍非者，主觀之分；事有細大，舉大而不遣細者，客觀之分”[5]。在這裏，“研求國粹”，便成了研究中國曆史、文化的代名詞了。
其二，指中國文化的精華，即在“粹”的本來意義上，將“國粹”界定為適合現代中國需要不分中外的一切有益的文化。黃節對此一層麵含義的表述，最為完整。
黃節力圖從思辨的意義上，給國粹作出宏觀的界定。他認為，不能拘泥於“一名、一論、一事、一物、一法、一命”，去界定國粹；應當從總體的把握上，去體認民族文化的精華所在。他說：“發現於國體，輸入於國界，蘊藏於國民之原質，具一種獨立之思想者，國粹也；有優美而無粗觕，有壯旺而無稚弱，有開通而無錮蔽，為人群進化之腦髓者國粹也。”[6]“國粹”是助益民族進化、賦有生命活力的文化精華。它不是可供人摩挲的具體現成的曆史遺物，而是如同彌漫於空氣中的水分，溶解於水中的鹽分一樣，蘊含在中國漫漫的曆史與文化的長河之中。這就決定了所謂“國粹保存”，不是對某種一成不變的傳統事物的僵直固守；而是表現為對曆史文化的一種縝密的科學研究的過程，即由“研究”而“區分”，由“區分”而“變化”，由“變化”而“致用”，最終達於“保存”。這猶如“天演家之擇種留良”，“以研究為實施之因，而以保存為將來之果”。[7]“言國粹者，先研究而不先保存，其所以執果求因者，如是乃公例也。”[8]值得注意的是，黃節還特別強調指出，不能把“國粹”等同於“本我國之所有”。他以移植的嘉木煥然秀發為例說，新花異草“雖非前日之所有，而要之有是地然後有是華，不得謂非是地之華也。是故本我國之所有而適宜焉者國粹也，取外國之宜於我國而吾足以行焉者，亦國粹也”[9]。這就是說，“國粹”的本質在於“粹”，而非在於“國”，隻要適於當今中國之用，無論是“發現於國體”即為本國所固有，抑或是“輸入於國體”即為外國所輸入，均可稱之為“國粹”。這與十多年後，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所說的下麵一段話，有異曲同工之妙，是耐人尋味的：“吾人之於學術，隻當論其是不是，不當論其古不古，隻當論其粹不粹，不當論其國不國，以其無中外古今之別也。”[10]黃節的國粹論，透露著辯證法的氣息，無疑是反映了清末國粹派的勃勃生氣。這一點恰恰是長期以來為人們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