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粹派知識結構的特點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近代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群形成的重要時期。這些新型的知識分子，不僅因受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的刺激，較之舊式的封建士大夫，有著更強烈的時代感和變革社會的參與意識；而且，更重要的還在於，他們不同程度都初步形成了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內的新知係統，較之後者又具有全然相異的宇宙觀和價值取向。因之，這些新型的知識分子知人論世，視野開闊，既具批判的精神，又富有開拓求新的**。
國粹派多是在此期成長起來的年輕士人，屬於上述新型知識分子群中的一翼。但因個人的年齡及經曆不同，他們中許多人接受西學新知的具體途徑，也不盡相同。從總體上看，大致有兩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可以章太炎、劉師培、鄧實、黃節等人為代表。他們都不曾上過新學堂，自幼卻都受過嚴格的舊學訓練。其西學新知主要是後來通過閱讀新式書報自學獲得的。章太炎的經曆就是一個典型。他十一二歲即從外祖朱有虔讀經，1890年23歲時，複受業於詁經精舍，專習“稽古之學”。其師俞樾於甲午後不無得意地說：“此三年中，時局一變，風會大開，人人爭言西學矣，而餘精舍諸君子猶硜硜焉抱遺經而究終始，此叔孫通所謂鄙儒不通時變者也”[1]。但他不免過於自信。章太炎寫於1893年的《膏蘭室劄記》，事實上已經在引西書詮釋《管子》、《淮南》了。例如，《問運至野者》引了英人雷俠兒（今譯賴爾）的《地學淺釋》，以釋《管子·侈靡》；《化學多者莫多於日月》引了侯夫勒（英國天文學家，今譯赫舍爾）的《談天》和赫士（美國傳教士）譯的《天文揭要》，以釋《管子·白心》；《火燃炎而不滅》引韋廉臣（美國傳教士）的《格物探源》，以釋《淮南·覽冥訓》。此外，《曆物疏證》還提到了希臘數學家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2]，等等。足見章太炎涉獵西書，正始於詁經精舍，而且至少不晚於1893年。章太炎後來自己說：“自從甲午以後，略看東西各國的書籍，才有學理收拾起來。”[3]能夠形成“學理”，說明章太炎的西學新知在甲午後更趨於係統化。其時西學的傳播，主要賴墨海書館和江南製造局的譯書館等教會和洋務派的譯書機構。迄戊戌變法前，新譯西書約三百種[4]。顯然，章太炎的西學新知最初正是通過閱讀這些譯書獲得的。1897年後，他走出精舍，赴上海投身維新運動，任職《時務報》，並參與了《經世報》、《實學報》、《譯書公會報》等報刊的編輯和撰述，接觸西學的天地也隨之日趨開闊。1902年到日本，“日讀各種社會學書”[5]。是年7月返國後，又為上海廣智書局“藻飾譯文”，愈覺日文書籍不可或缺：“和、漢文籍，吾儕之江海也，不能去江海以求樂，則去純素同帝之道遠矣”[6]；1906年再渡扶桑，由是於斯辦報、講學達六年之久，後來他回憶說：“出獄東走日本，盡瘁光複之業，鞅掌餘間，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誌哲人之書，時有概述。”[7]借助東洋書刊，其新知自然日臻係統和廣博了。但是，無論如何，章太炎的西學新知的基礎，最初卻是在甲午前後打下的。這也就是說，他是在洋務運動的影響下，開始迎受西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