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日兩國先後都出現了國粹派和國粹思潮，這是耐人尋味的。較比二者的曆史機緣，又是全麵認識國粹派所必需的。
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日兩國都陷入了遭受西方侵略的境地，麵臨著爭取民族獨立的共同命運。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的崛起有力地製約著本國文化思想的發展，顯然是兩國最鮮明的共相。政教社諸人要求警惕“歐美民族主義的陰險麵”和喚起“日本民族對國家獨立自主的信念”[1]。近代中國的命運比日本更為悲慘，尤其是剛剛經曆過八國聯軍的浩劫，中國國粹派的民族危機感自然更為強烈。所謂“四夷交侵”，“風雨如磐，雞鳴不已”，中國國粹派的崛起，首先也是誌在為喚起國人民族獨立的意識而呐喊。
同時，中日兩國輸入西方文化，均已曆數十年之久，而且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醉心歐化”，即全盤否定固有文化的傾向。誌賀重昂等人指責政府的“歐化政策”、“毀民亡國”，強調要在尊重日本民族性的基礎上，實現東西洋文化融合。無獨有偶，中國的國粹派也反對“醉心歐化”。章太炎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即批評說：“近來有一種歐化主義的人，總說中國人比西洋人所差甚遠，所以自甘暴棄，說中國必定滅亡，黃種必定剿絕。因為他不曉得中國的長處，見得別無可愛，就把愛國愛種的心，一日衰薄一日。”[2]他們主張，以中國為“主觀”，以西方為“客觀”，將歐化與國粹融合起來，借此振興中國文化。中日的國粹派，都執著追求保存和發揚民族文化的個性；他們理想化的國粹主張，都反映了各自民族主體意識的覺醒。
如果說，民族主義的崛起和對東西洋文化的反思，是兩國國粹思潮湧起相類的曆史機緣；那麽，此種曆史機緣的歧異性顯然多於其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