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作為革命派隊伍中的一翼，國粹派異軍突起，又有自身的必然性。
（一）對民族危機的獨特思考
對於中國民族危機的深重，國粹派同樣有切膚之痛。鄧實曾驚呼中國正成為帝國主義爭奪“舞台之中心點”：“籲嗟，我老大之中國為其舞台之中心點，俄人侵占滿洲矣，英人勢力範圍揚子江流域矣，德人經營山東矣，法人窺伺兩廣矣，皆挾其帝國主義政策，以集注於一隅，茫茫大地，旗影槍聲，紛然鼎沸。”[1]劉師培的《中國民族誌》一書，辟有“白種之入侵”專章。他在詳細敘述了德、英、俄、法、日各列強在中國紛紛強占租界港灣、私自劃分勢力範圍和奪得各處鐵路修築權的事實之後，也痛切地提醒國人說：“瓜分慘禍懸於眉睫”，“今後之中國又將為歐種之奴隸矣”[2]。但是，國粹派所以為國粹派，不僅在於他們感受到了民族的危機；而且更主要還在於，他們看到了民族危機與文化危機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機是更本質、更深刻的民族危機。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所以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僅在於武力，更重要還在於有賴以自立的民族“元氣”，這就是各國固有的“文化”[3]。中國現在所麵臨的西方侵略與曆史上周邊少數民族入主不可同日而語，就在於：後者因在文化上的落後，雖然一時征服了漢族，卻無由改變中原的文化，“且不獨不變而已，及其久焉，其力反足以征服異族，而使異種與之同化”。故國亡而“元氣”未傷，即文化傳統猶存，漢室終能衰而複振。但近代東來的歐洲侵略者，卻是來自在文化上優勝中國的拉丁、條頓、斯拉夫等民族，他們不僅從政治、經濟、軍事上侵略，更可畏的是力圖從文化上亡我中國：“其亡人國也，必也滅其語言，滅其文字，以次滅其種姓，務使其種如墜九淵，永永沉淪。”[4]一旦文化澌滅，民族“元氣”盡消，中國所麵臨的將不僅是亡國，而且是亡天下，即將陷萬劫不複的滅種之災：“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5]所以，他們強調文化救亡是民族救亡的根本，提出了“保種、愛國、存學”的口號，大聲疾呼：愛國之士不僅當勇於反抗外來侵略，而且當知“愛國以學，讀書保國，匹夫之賤有責焉”[6]的道理，奮起保存國學、國粹，以求複興中國文化。毫無疑問，國粹派的上述見解，並不完全正確。他們過分誇大了文化的作用，以至於主張“讀書保國”，“存學”救國，把文化救亡當成民族救亡的前提，顯然是把問題弄顛倒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難當頭，不先奮起反抗列強侵略，爭取民族、國家的獨立，所謂保存國學、國粹，實際上也無從談起。同時，將曆史上中國境內的民族矛盾與現實列強侵華簡單類比，也不恰當。但是，盡管如此，國粹派對於民族危機的獨特思考，仍不失其深刻。這不僅表現在他們正確地指出了列強侵略所帶來的中國民族危機的後果，將完全不同於曆史上的改朝換代，而是導致亡國滅種的巨禍，此種見解具有極大的尖銳性；更主要還在於，他們畢竟看到了文化危機與民族危機的一致性，從而揭示出了在民族救亡過程中，複興中國文化重大的曆史課題。所以，應當承認，不管國粹派的認識中事實上包含著多少失誤，但其最初的崛起，不僅激於民族的危機感，而且出自振興中國文化崇高的曆史使命感，卻是顯而易見的。同時，鄧實、黃節能“傾其家產”[7]，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苦撐《國粹學報》達七年之久；章太炎在東京，“寓廬至數月不舉火，日以百錢市麥餅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阨如此，卻講學不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複陽之望”[8]；都說明了他們此種愛國情感和曆史使命感的誠摯真切和難能可貴了。這應是激勵國粹派奮起最重要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