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世紀初年中國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動
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說：“在文明的一般接觸中，隻要被侵入的一方沒有阻止住輻射進來的對手文化中的哪怕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因素在自己的社會體中獲得據點，它的唯一的生存出路就是來一個心理革命。”[1]所謂“心理革命”，就是國人對外來文化的挑戰，不能不做出積極的回應。
在近代，隨著鴉片戰爭後英國用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歐風美雨沛然而至，中國社會的“心理革命”便發生了。不過，對中國來說，所麵臨的遠非是“文明的一般接觸”和外來文化“初步的因素”的輻射，而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岌岌可危。因此，它決定了由中西文化間挑戰與回應所引起的這場“心理革命”，不僅貫穿中國近代曆史始終，而且是一個充滿著理性與情感的衝突，交織著無盡的反省與追求的複雜的曆史過程。
在19世紀餘下的60年中，這個過程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840—1860年。
清政府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慘敗，“天朝大國”居然敗於“蕞爾小夷”，它以極其尖銳的形式，首先令林則徐、魏源、姚瑩等近代第一批清醒的愛國者驚起。他們勇於麵對現實，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著名主張。盡管他們對夷人“長技”的理解尚屬膚淺，但重要在於，他們提倡“師夷”，構成了對“夏夷大防”傳統觀念的否定，也是對普遍存在的以天朝大國自居盲目自大心理的大膽挑戰。魏源等人的思想主張，是國人對近代中西文化最初撞擊作認真反思得到的第一個善果。由是近代春潮初動的思想界便與過往冰封的疆域，劃開了界線。
然而，魏源等人的思想不過是空穀足音。“師夷長技”的主張不僅在當時被人斥為“縻費”、“多事”，而且長久不為清廷所重視。所以王韜在鹹豐十年還發出這樣不平的歎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