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浪漫主義文學在自由精神的鼓舞下，張揚個性，肯定自我，揭示了人的豐富而纖弱的情感世界，塑造了充滿擴張欲望的“自我”，表達了現代人要求擺脫傳統文明束縛的強烈的個性主義願望，使歐美文學中“人”的形象擁有了更豐富的內涵和鮮明的主體意識。
現實主義文學成形於19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確立與發展時期。相比於18世紀，19世紀更是科學主義空前興盛的時代，此時，人們有三個堅定的信念：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憑借科學與理性可以把握自然與世界的秩序；人可以征服自然，改造社會。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崇尚寫實的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正是這種科學主義思潮的產物。與浪漫主義文學相反，現實主義作家延續著啟蒙哲學的理性主義思想，並接納與借用自然科學的方法與理念進行文學創作，形成了普遍遵循的“真實”“寫實”原則。正是這種原則促使現實主義作家在客觀“再現”與“反映”生活的過程中，普遍展開了對人的靈魂的空前真實、細致的剖析，從而改變著歐美文學“人”的觀念。值得重視的是，科學對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的影響不僅僅表現在客觀、真實的創作原則上，同時還表現在人文觀念的更新上。
科學驅逐了神學意義上的上帝，張揚了人的知性能力，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使西方人在探索、把握和征服自然的過程中節節勝利。他們看到了為人所主宰的世界的美好前景，他們感到人自己就是上帝。由此，他們又覺得，人類社會的事務也可以由自己憑借理性來安排，在自然和社會麵前，人就是上帝。然而，神學的人格化上帝被驅逐後，人獲得的解放不隻是智性能力，還有感性意義上的原欲。既然上帝已遠離人類，既然他設計的天堂與地獄並不真實，那麽，人類無須為上帝而活著，無須有天堂與地獄的禁忌，而隻需為自己而活著，為當下的幸福而活著。這就是個性的解放與自由！而更大的解放與自由還在於：上帝對人的塵世行為之善惡的“監控”撤離了，人可以想幹什麽就幹什麽了；人的心靈的善惡隻有人自己知道，人的行為的善惡隻有他人知道。就人的生物性而言，強力或強權就是公理。當一種社會製度——特別是自由資本主義製度——對強者和強權者缺乏必要的和有力的製約時，“自由”的人們將麵對的是弱肉強食的無休止的爭鬥，傳統的善與惡的觀念被混淆了。所以，在神學意義上的上帝退隱的時代，人除了需要理性地重構社會製度，還需要道德理性的規約。正因為處在這樣一個上帝退隱的時代，現實主義作家們在看到了現實中人的動物性——原始情欲——空前張揚恣肆時，一方麵在尋找著製度的規約，另一方麵則是探尋著道德的規約。他們覺得人需要一個道德的“上帝”，它就是博愛；人的靈魂裏沒有這個“上帝”時，人性就走向了邪惡。現實主義作家總是通過他們的創作追尋著這個“上帝”，並無休止地質拷著人類的靈魂：接納“上帝”，還是接納邪惡？他們在嚴肅地審視與批判現實社會中描述著人與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