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劉國樑采用社會主義的口號，在他的《大烈氏賬表匯存簿》的封內寫了一句題鑒：“絕對為大眾服務。”可以推想，他對新政權的擁護出於民族主義的情感，他還至少希望他的商業空間環境能夠好轉。換個角度說，劉國樑認為，他身為“民族資本家”管理和發展工商企業是“為人民服務”。以下，我們將對劉國樑的資本家立場和作為作考察，因為這導致他的處境發生逆轉，並在“三反”“五反”中成為階級鬥爭的目標。
（一）商業組織和政治環境
所謂商業組織，如前所述，指成文厚是一個綜合性結構行業，通過行業整合形成。劉國樑能夠創造它，也能夠保護它，使它成為他的現代化管理目標的一部分。他對這個商業組織的認識和運作，基於他對內部各業所具有的工商知識。這些知識建立在一個對比差異性的假設基礎上，即假設內部各業管理者的非平衡性、永久的商業風險，與不同管理者之間的衝突，三者是長存的，要在它們之間達成一致是很難的，而這正是一種能夠接近市場現實的過程，商機也正在這中間產生[22]。把關係緊張的三者結合起來運作的條件，是實行對整個結構性行業的自主管理，這樣才能達到現代化與商業傳統的有機結合。為了開展這方麵的研究，我們需要重新回到成文厚的檔案分析上，以具體討論成文厚的商業組織形態與政治環境的關係。
在成文厚檔案中，有一種新政府重估企業財產的通知文件，其背景是新政府清查私營企業資產和執行新的管理規定。通知所列財產清單分兩列，每列都寫有資產和債務兩項，它是商人遵守政府管理合法性的法律憑據。北京市政府給成文厚的一份清單於1951年11月簽發，在第二列“財產增資準備”類中，注明資金“281842225元”，在“負債”中注明14930937元，在“純益”中注明179584525元；在“資本金額”中注明29800412元[23]。在這份清單中，“增資準備”的含義值得注意。在當時的會計概念中，它是“本為公積之一部”，“從普通公積中劃出”，而所謂“公積金”（Surplus），又“本為公司資本之一部，以未分派之盈餘積聚而成者也”[24]。在1951年，顯然法律已將公積金與股利分開，要求用於增資資產，擴大再生產。1952年12月，該家族又有一筆時幣49000000元的資金注入，實際是1台印刷機和配套印刷器材的費用[25]。在1950年至1954年，成文厚還通過了另外兩次政府審核，這些都說明劉國樑是合法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