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從“十年”到“十年”
在我的心中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字眼：“十年。”那是一個曾給我以“**”印象、知青身份和被南馳北往的火車載著失學的無限苦惱一次次地從城市運往“田野”的年代。從此我和別的插隊生一樣，學會了修理“地球”這個詞，用來比喻自己的“新農民”職業。它的含義當然和現在所說的“地球村”不一樣。它在浪漫氣質下掩藏的小資意識，在精神誇張中忽略幹科學事業的具體條件的盲動熱情，在艱苦奮鬥中喪失理論品質的迷茫心態，都是那一代人所熟知的。那個年代，人在“田野”，身不由己，我還第一次接觸了農民，被安排和他們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勞動、學習和開會在一起，看他們怎樣種田、怎樣說話、怎樣花錢、怎樣婚喪嫁娶、怎樣相互往來、怎樣分家析產。而且，看也得看，不看也得看，不然一天早上，我們這個“新農民”階層突然被創造出來，又被突然送到他們麵前，兩個群體如何麵對、如何相處呢？那時我們還被要求“消化”到他們中間去，包括思想觀念和日常生活，兩者之間的距離越小越好，沒有更好。這種人生經曆算不算是“田野作業”呢？在我讀了民俗學專業的研究生以後，這成了悄然飄浮在我腦際裏的小問題。
1995年夏天，我到芬蘭參加國際民俗學會舉辦的民俗學高級培訓暑期學校，此行令我眼界大開。學校的主講教授組成了當時歐美和亞洲一些國家田野工作者的頂尖陣容，裏麵有本書中多次提到的芬蘭民俗學家勞裏·航克和安娜—列娜·茜卡拉、德國民俗學家鮑辛格、美國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鮑曼以及口頭程式理論的繼起人物、美國人類學家弗裏。鮑曼的講課給我印象最深，記得他自始至終地站在那裏，從頭到尾地埋首念講稿，操著紐約口音，語速很快，白色的稿紙像雪片一樣一張一張地從他的指縫間飛下，一摞厚厚的講稿在規定的30分鍾內準確地念完，沒有任何寒喧客套，台下卻照樣刮起了一場掌聲的風暴，聽者不約而同地用掌聲讚歎他的理論思想的強勁力量，而且都知道那力量的源泉正來自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