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民俗誌的提出，有民俗學發展的現代機遇，也有相鄰學科的問題壓力，包括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和文藝學等提出的理論問題。民俗學和它們，都有跨界的邊緣，也都有關於某種對象的共同興趣。從民俗學的曆程看，在田野作業方麵，與人類學的雙跨現象更為突出，建立了彼此共享的淵源聯係，民俗學的田野作業成果也為多學科所使用。田野民俗誌，正是從民俗學的角度，對上述學科成果加以整合。現代學術的一個特點，正在於整合研究。
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人類學田野作業所成就的是人類學家，也有民俗學家。為中國人所熟悉的德裔學者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和美國學者鮑曼（Richard Bauman）等都是這種雙料人物。在學術史上，人類學和民俗學的建樹也往往是重疊的，被譽為現代田野作業開山祖的馬林諾夫斯基，便為人類學和民俗學史所共同記載。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它們曆來有隸屬關係或粘連關係。在一些歐美國家，民俗學是隸屬於文化人類學的[1]，所以田野作業現場也是共同的。在中國，民俗學的起步和轉型，也依托人類學。但是，人類學的田野作業在異民族或異文化中展開，文化落差大，矛盾衝突激烈，促成了田野作業專著的先期誕生，創造了一係列專門的理論與方法。與在本土文化中做田野作業的民俗學相比，人類學能揭示出田野作業中更複雜的內心經曆，發現更多的學術問題，且層出不窮，實例豐富，激活了與之相關的民俗學自我比較意識，民俗學每每由此找到了自己的問題。實際上，論田野作業的相關性，在人文社會科學諸學科中，人類學和民俗學總是綁得最緊的，田野作業對學科建設的影響，也被一起總結。鍾敬文在談到民俗學史時曾說：“像弗雷澤這些人，都是書齋學者，他是閱讀人家記錄的資料，再經他整理，加以理論闡述的。日本的柳田國男，人家也算他是書齋學者。在搞民俗誌方麵，另外也有些學者，是長期從事田野作業的，如馬林諾夫斯基，他就吃那個老本。他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無法回國，就在特羅布裏恩島上蹲了幾年，以後寫了很多書。……從原則上說，民俗學的田野作業是不能缺少的，或者說，是主要的；但也有個別的情況，也很難說。比方說，像顧頡剛先生，他後來也到過西北，搞了一些調查，但大家都知道，他基本上還是一位書齋學者。所以這個問題也不能絕對化。”[2]田野民俗誌吸收這一思想，從現代田野作業的開啟者馬林諾夫斯基算起，梳理民俗學田野作業思想，還有，在民俗學的解釋能力不夠的時候，必須借鑒人類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