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繼承。建設田野民俗誌，可以總結我國民俗學田野作業方麵的學術史。廣義地說，20世紀以來，在前、後期兩個階段，在我國民俗學的領域裏，從事過田野作業的學者，大約有三種人：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他們是現代文學、曆史學、語言學、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和宗教學等各個門類的學者，曾熱心地搜集民間文學和民俗資料，出版了理論著述，在本學科領域和早期民俗學界都有較高的知名度，開啟了雙方現代學術活動的先河，北京大學曆史學者顧頡剛等赴妙峰山采風的活動，成為現代民俗學田野作業史上一個開端。二是專業民俗學者，他們創辦了民俗學會等團體組織、建立了專業學術製度、出版了民俗學書刊、開辦了民俗學大學教育，創立了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兩門學科，並在中國這個文化大國中，使之躋身於學術之林。民俗學者的田野作業，分學者自己下鄉搜集和基層文化工作者搜集兩種形式，在中山大學時期、杭州時期、延安時期、新中國成立後50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十大文藝集成、誌書（包括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纂時期等，都有大規模的活動，積累了曆史經驗、科學見解和田野成果。三是外國學者，他們有的屬於個人學術旅行，有的是與本地學者合作、有的成立了社會調查組，先後到達了華南、東南、華北和西北等地，進行田野考察，撰寫和出版了一些著作。改革開放後，國內開展了多地域的中外聯合田野作業，所搜集的資料和研究項目，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超過了以往任何曆史時期，“田野作業”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總之，在我國民俗學的田野作業史上，學者紛紜、方麵眾多、內容複雜，需要進行專門的梳理和總結。建立田野民俗誌，可以彌補這一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