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民俗誌繼承和發展鍾敬文“民俗誌”學說，抓住我國民俗學學科建設中的症結，借鑒西方新民族誌和相關現代田野作業理論[1]，吸收我國民俗學田野作業的相關研究成果和實際資料，提出這一新概念，開展相應的理論係統和方法論的新建設。田野民俗誌的工作過程是民俗學的田野作業，撰寫成品是民俗誌，成果形態是學術資料係統和理論闡釋的雙重產品。
田野民俗誌的內涵，在範疇上包括民俗學田野作業的宏觀理論思考，也包括田野作業中的微觀操作，如發現、搜集與分析資料的過程和達到目標所采取的學術原則與方法等。在對象上，關注田野口頭資料的記錄本，也關注在田野工作中挖掘到的書麵文獻，考察不同資料的民間解釋、民眾情感、日常爭論以及在民族共同體的文化係統中民俗文化的運作模式和社會傾向。在方法上，它以民俗學者為工具，考察和研究民眾對方，也把自己當成研究對象的一部分，營造平等、互動的對話氛圍，從中認識民眾的知識，正確地詮釋民間社會。田野民俗誌的主旨是研究建立民俗資料係統的基本原則，研究民俗學田野作業的理論體係，要求從總體上把握民俗學的資料、理論與方法，解釋民俗文化與民族共同體其他文化的分流與合作關係。它是一個揭示民俗資料的社會內涵、文化脈絡和思維結構的理論係統。
田野民俗誌的命名，是與“文獻民俗誌”相對而言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是存在區別的。文獻民俗誌，即前麵所談到的民俗文獻史料。在我國文化史上，它擁有自己的“史名”，被稱作“風土誌”“土風錄”“歲時記”和“俗言解”等，形成了相對固定的文體，積累了可資誇耀的書籍財富。它的特點，是使用文字媒介記錄、保存和流傳，呈現為書麵文獻形態。它描述和評價民俗事象，傳達出文人記錄者的見識、心態、情感和理想寄托，使民俗成為一種廣見聞、正人心、美風俗的學問[2]。但是，在傳統社會，民眾基本上沒有讀書識字的權利和機會，無法直接享用它們。文獻民俗誌的功能，主要是反映識字階層的回憶、抒懷和勸諫。我們則能透過他們的文字，多少聽到當時底層民眾的聲音，看到當時社會底層的生活畫麵，認識民族共同體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差異、矛盾、衝突、調和和社會運行的全景，這是一筆寶貴的民族遺產。但是，文獻民俗誌所記載的曆史生活和社會結構，由於時過境遷，已無法做田野調查，後來民間殘留的記憶和模仿的傳承都是象征物，不能直接變成現實解釋。那些曆代文人的記錄，用現代民俗學衡量也都不是自覺的，但卻是直覺的，是在當時當地進行的。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這些文人記錄累世匯集，形成了無數個由“當時性”的片段組成的地方史。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與上層正史相比，它們成為後人認識民俗史的第一手資料。中國曆史上富於民俗誌，這是中國人的幸運，不是世界上哪個國家都能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