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誌”一詞，首見於鍾敬文《建立中國民俗學派》一書，也稱“記錄的民俗學”[1]。這一概念，吸收了國外民族誌的理論，但主要是根據中國實際提出來的。它的對象很明確，指搜集、記錄民俗資料的科學活動和對民俗資料的具體描述。鍾敬文在其他一些著述中也談到這個問題，在確立原則上，也都是通過這種建立民俗學搜集活動與傳統國學聯係的方式，賦予其民族理論形態的。更早些時候，他在為中國大百科全書撰寫的“民俗學”辭條中，已表達了這個思想。他認為，現代意義的民俗學產生於20世紀初，但民俗誌活動的萌芽早在我國先秦時期已經出現，又延續到現代社會，兩者是可以銜接的。他說“中國曆代學者積累了不少民俗資料，提出了某些見解。大約成書於先秦至西漢的《山海經》，記載了豐富的神話、宗教、民族、民間醫藥等古代民俗珍貴資料。東漢時期產生了專門討論風俗的著作，如應劭的《風俗通義》。魏晉南北朝時期產生了專門記述地方風俗的著作，如晉代周處的《風土記》，梁代宗懍的《荊楚歲時記》等。隋唐以來，全部或部分記錄風俗習慣及民間文藝的書籍更多。但是，具有現代意義的民俗學著作，卻產生在新文化運動之後”[2]。在他看來，民俗誌應是現代民俗學的組成部分，在中國曆史上，它是一個客觀存在，並非西方輸入的東西，但從前不重視它，不能給予科學的認識。民俗學能夠發現它，揭示它的文獻係統，將之變為學問，所以兩者是不能分開發展的。民俗學框架下的民俗誌，不隻是資料，還有搜集資料的原則和方法，從資料中提取的民眾知識等，鍾敬文對此都有論證。[3]
但是，扣緊了國學根脈，又使“民俗誌”的指向偏重於書麵民俗文獻，並有對書麵文獻進行挖掘、清理和研究的長遠目標。[4]這不是說它忽略現實生活中的口頭資料，而是說它比較關注對這類口頭資料的記錄文字，並要求在掌握記錄文字之後，對來自文獻和田野的口頭記錄資料兩者，開展對比考察和互證研究。鍾敬文曾發表了數篇論文，創造了這種分析的個案。[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