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的一天，我從學校開了一封給縣民委的介紹信，就出發去做田野。到了那裏，對方看了我的介紹信，卻一直不給基層鄉政府打電話。我隻好退了出來。在民委樓下，見到一個幹部模樣的老同誌，我就上前去打招呼，方知原因有二：一是民委怕出招待費；二是怕我回校後宣傳調查點如何“落後”。於是，我又回到民委大樓，詳細地介紹了我的田野調查的學術目的，我的工作性質，並聲明我的全部費用自理，不會給縣裏添麻煩，我會完全尊重調查點的民風民俗，不可能用“先進”或“落後”的觀點去觀察和介紹等。這一來，辦公室的女同誌馬上拿起了電話，為我聯係了鄉裏的合作人員，還請文化站的站長協助我搜集資料。經她聯係，我下去以後工作就方便多了[24]。
這個例子說明，田野作業者與地方政府打招呼的時候，要找好說話的“口徑”。最好能讓地方政府工作辦理人員感覺到，既可以給予支持，又沒有給地方政府增加額外負擔。
下一例子說明，即便政府部門支持了田野作業，田野作業者還要善於把官方關係轉化為熟人關係，不然住在當地也會很孤獨。
我到重慶的一個郊縣村調查故事家魏大爺。魏大爺是當地的民間“名人”，肚子裏的故事數量多，敘述生動，許多縣文化館的文化幹部都熟悉他。他們多次下鄉向他搜集故事，還給他出過故事集，成了魏大爺的好朋友。我到了重慶後，經重慶師院彭教授的推薦，找到了當地的縣文化館長。他是魏大爺的好朋友之一，聽說我的來意，熱情地為我帶路，向介紹縣文化搜集民間故事的資料，令我十分感動。到了魏大爺家以後，他把我介紹給魏大爺，魏大爺也表示歡迎訪談。但我馬上看出，他們之間很熟，態度親熱，有說不完的話。等把我安頓下來以後，文化館長走了，魏大爺的態度也隨之冷淡下來，懷疑我是否像以前來撈材料的人一樣，撈到即走，根本不尊重他的精神勞動。我孤獨極了，又空虛又害怕。慢慢地，我冷靜下來，開始憑自己的表現，一點一點地和他建立關係，直到被魏大爺接受為信得過的好“徒弟”。以後文化館長和彭教授聽到我有收獲，也都很高興，鼓勵我堅持下去[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