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學的興起與印歐文化圈有關。自19世紀以來，印歐文化圈中的歐洲人類學、民俗學和語言學者等，離開自己的國家，遠赴印度，搜集整理印度的神話、傳說、故事、史詩和民俗信仰資料，然後與歐洲本國的民間文學和民俗開展比較研究。歐洲民俗學者通過這條“學術路線”，取得了不少理論和方法論上的收獲。現在到了21世紀，再看印歐文化圈，還會發現，在這條南下東進的路線上，仍有歐洲民俗學者的身影。芬蘭民俗學巨匠勞裏·航克就是這條路線上的跋涉者。應該說，他們的前輩有殖民背景，但這並不妨礙他們中間有很好的學者和產出優異的學術成果；就好像中國的四大發明有封建社會的背景，但並不妨礙四大發明在中國科技思想史上的燦爛程度和世界貢獻。21世紀的世界到處都在呼籲文化多樣性，在一些民俗學者看來，這幾乎等於全世界到處在給民俗學叫好。有了這種勢頭，歐洲民俗學者還要到印度去幹什麽呢？就算印度是歐洲民俗學“國際化”的傳統田野作業基地，那麽來到了當下的全球化時代，他們要怎樣國際化呢？要麵向哪些社會階層和文化分層的人群呢？要在什麽樣的民俗學問題上尋找民俗文化事象的共有類型和差異呢？這些都是我們關心的問題。民俗學的“本土化”與“國際化”曾經是一對矛盾的概念；其背後的印歐文化圈也在涉及殖民理論時被視為貶義詞，但是，經當代歐洲民俗學者純粹的學術努力，這一切似乎有了新變化和新解釋。除了勞裏·航克，愛沙尼亞塔爾圖大學民俗學係教授瓦爾克和他的研究生的印度行，在解讀這方麵的問題上，也是一個不錯的例子。本文從中國和愛沙尼亞兩國民俗學不同的視點，對芬蘭和愛沙尼亞民俗學者在印度從事現代田野作業的觀點和國際化做法進行討論，並就其學術價值和學科建設意義進行跨文化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