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提到，史詩是20世紀民俗學研究的經典課題和“常青樹”。在20世紀晚期，史詩研究被芬蘭學派擴展為史詩類型研究，成為在新民族誌、民俗文化、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領域裏都占有一席之地的多棲類型。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史詩的文本容量極大，幾乎囊括了各種體裁的口頭傳統作品，又被稱作“民族誌史詩”。它還蘊含了多個社會階段的豐富的社會文化知識，伴隨著民族曆史一道生長，被稱作“民族文化百科全書”。僅從民俗學的角度說，史詩類型研究具有相當的概括性，能總括方法論上的問題，促進提出帶有普遍性的觀點，故在國際學界，史詩類型研究已被納入民俗學整體方法論的研究。在這方麵的討論中，有四個話題比較重要，即史詩的容量、史詩的形式、史詩的地位、史詩的表演。
一、史詩的容量
史詩類型研究的起點仍是荷馬問題。荷馬曾被認為是希臘史詩的作者，在這個問題上，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產生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把荷馬研究的視角從記錄文本轉移到口頭傳統中來，並通過田野作業，在研究成果上取得新的突破。在美國，湧現了對口頭傳統研究卓有貢獻的學者帕裏（Milman Parry）、洛德（Albert Lord）和哈弗洛克（Eric Havelock），代表作有《口頭詩歌創作中的史詩技藝研究》《故事的歌手》和《柏拉圖導言》等[28]。他們在田野作業中發現了《故事的歌手》，然後對史詩的文本與口頭傳統的關係進行了重新解釋，提出不少新見，燒起了新史詩觀的一把大火，直擊荷馬權威，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關注。他們重新討論了以下基本問題。
（一）荷馬問題
荷馬不是荷馬史詩的作者。曆來把荷馬認定為作者，是學者根據書麵文學的書寫傳統對口頭傳統作品的來曆的想象。西方學者指出，就書麵文學而言，即便是書寫，在它的早期也是用來保存口頭傳統的。後來書寫發展了，但由於書寫的文字、工具、印刷術和紙張的限製，被書寫記錄的口頭文獻受到了限製。在後世社會，書寫文獻主要是供給專家閱讀的，所以無論從哪方麵看，書寫的容量與口頭傳統的藏量都是無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