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 80年代以後，西方學界出版了一批研究中介媒介的著作，探討民間藝術如何變成自我表現和社會認同的理論，也探討這類符號性語言的表演意義，例如，身體運動和表演空間所創造的表演語言的含義，這類象征性語言與民間敘事行為之間的聯係，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西方學者的研究轉向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視角，對各種社會文化中的反霸權文化加強了考察。他們把以往當作視聽娛樂看待的民間藝術也納入研究範疇，發現它們在實際演出中能夠傳達本民族要求獨立的聲音，具有展示反抗意識的特殊功能。
從西方現代學術史的角度看，這是一種積極調整學科意識的結果。西方學者自己又何嚐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們把對這種民間藝術的研究叫作“表演的突破”，主要著作有：布拉金（John Blacking）的《南非黑人教堂音樂中的政治的和音樂的自由》，席戈爾（Anthony Seeger）的《鬥爭的音樂》，斯高特（Jeremy.C.Scott）的《支配與反抗的藝術》，卡波（Adrienne Kaepper）的《探戈舞的社會結構》和法耐爾（Brenda Farnell）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平原印弟安人的標誌語和行為的具體化符號》等[22]。本節闡釋他們提出的三個主要問題。
一、中介媒介
中介媒介，是指假設存在一個“說者與聽者二元一體化”（speaker-hearer dyad，or SH，or SH dyad）的語境，在這個語境中起到溝通作用的，是各種帶有符號意義的詞語，可以同時反映語言和社會兩個方麵，形成帶有強製性包圍特點的行為語意複合體。這是一個“以溝通為核心”的術語，用它代替以學者為中心的術語，應該更適合於民間藝術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前，學界通常所說的“媒介”一詞，是指在一定的距離內，從事書麵交流和電化技術交流所使用的手段或工具的名稱。按照這個邏輯，開口講話這種行為就與“媒介”搭不上鉤了，因為在開口說話時，說者和聽者共處於一個合作理解的環境中，構成了麵對麵的相互關係，彼此之間的距離消失，故用媒介來發送和接收消息便是“多此一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