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耀中
何茲全先生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史學前輩。從讀研究生時起，由於我學的專業研究方向也是魏晉南北朝史，所以何先生的文章每一篇我至少讀過三遍，這與我後來有興趣從事製度史和佛教的探索不無關係，因為在那些領域裏何先生有許多精辟的見解使我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何先生住在北師大“紅樓”。出於對何先生的敬仰，幾乎每次到北京，到那裏去拜訪何先生是我必然要做的一件事，十幾次下來，一進北師大的門，毫不誇張地說我能閉著眼睛走到那座小紅樓。而且每次去，都受到何先生和何師母的親切接待，並且在那裏吃過好幾頓飯。我雖然不是何先生的入室弟子，但何先生是把我和他的學生一樣對待，這在他為我的拙著《江南佛教史》所作序裏就說得很明白了。
我去拜見何先生，不僅僅是因為我對這位前輩學者的尊敬，更在於他的學術研究領域、他精辟的學術見解和其中的人生智慧，都是那樣深深地吸引著我。在拜讀先生的大作，以及和先生的交談中，我都得到了很多啟迪。如我從寺院經濟和政教關係起始而把注意力投向有關佛教的研究，和何先生對我的影響是分不開的。何先生主編的《五十年來漢唐佛教寺院經濟研究》和湯用彤先生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20餘年來一直放在我的案頭，是我翻閱的遍數最多的兩部有關中國佛教的經典學術著作。
“漢魏之際封建說”是給我影響最深刻的何先生學說之一。記得關於這個問題我曾在何先生的書房裏當麵請教過他。何先生的回答好像很簡單，大致的意思是：如果判定中國古代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有什麽標準的話，文章裏所舉漢晉兩頭的情況都符合彼此的標準，而且與以前的時代相比則例子更多，內容更豐富，因此為什麽不能說這種轉變是發生在漢魏之間呢？何先生沒有說更多，卻給了我極大的啟發，提供了很多思考的餘地。那天從何府出來，腦子裏還是一直思考這個問題，睡在火車的臥鋪上也在想：何先生為什麽有這樣的思路？在這個結論的深層說明著什麽？到上海後似乎開了些竅，是呀，究竟憑什麽來判定一個社會是奴隸社會呢？是因為有奴婢存在與買賣的例子？是因為有人祭與人殉的例子？還是因為有在官田上或大土地上強迫勞動的例子？如果憑著這麽些例子，這麽些理由能提出西周封建說、春秋封建說、戰國封建說、秦漢封建說等。那麽就我已知的各種史籍資料，我完全同意何先生的說法，“如果認為戰國秦漢到魏晉南北朝是有這些變化，就不能不考慮漢魏之際的這種變化是中國社會由古代奴隸製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轉化”（何茲全《漢魏之際封建說》，1979）。再進一步思考，既然這些例子、這些理由都不足以得出一個公認無疑的“封建說”，即無法證明那個時代的奴隸占著社會勞動力的多數，及至少當時一半以上的社會物質產品是由奴隸生產的，那是不是可以說其實在中國古代根本不存在一個由所謂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化問題呢？中國社會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裏發展起來的，與相隔萬裏的歐洲－地中海區域的社會發展自然會有很大的差異，“不能拿羅馬情況來和中國相比，從而說明中國的問題”（何茲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1956）。因此拿彼地社會發展的階段標準來套中國古代的曆史進程，其實是很荒唐的。不過在20世紀的政治氛圍裏，學術服從政治，是不允許對此置疑的，至少是不能直截了當地提出疑問。實際上在諸多“封建說”或“分期說”中，何先生的觀點確實有些曲高和寡，附和者很少，似乎隻有王仲犖先生有過相似的說法。因此何先生文章之重要不在其文章本身的內容，而在於證明了所謂“封建化問題”或“中國古代社會分期問題”，實際上是一個不可能有正確答案及由“以論帶史”弄出來的偽問題，因此這也是一種間接的證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