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傳
九年前，何先生和師母送給了我一本他們自選的《三論一談》，這是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心語”叢書中的一本。先生和師母在前言中解釋了書名的來源，三論是：論世、論人、論學，是先生寫的。一談是：人生雜談，是師母寫的。
先生和師母在前言中說：“我們是一根繩上拴的兩個螞蚱，有著共同的命運。都是幸運的，也都是悲劇的。”先生和師母為什麽要這麽說呢？那一年先生正好九十歲，先生在《九十自我學術評述》中對此有所解釋：“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是‘幸運’的，也是‘悲劇’的。”原來如此。先生以生於一個曆史大變動的時代而感到幸運，同時又為這場大變動使之失去了許多寶貴時間而有悲劇之感。我想，這正是一個願把畢生獻給曆史學的學者的心聲吧。
一
我記得1966年“**”開始之際，在一次由北京史學會組織的批判吳晗先生的會議，出席的都是史學界的教授學者，我當時還隻是個學生，由老師帶著去參加了這個會議。會上很多人對吳晗先生的《海瑞罷官》給予了嚴厲的批判。輪到何先生發言時，他說：吳晗和其他的學部委員們，每個月去四川飯店吃一次飯，輪流請客，一次就把學部委員一個月的津貼吃掉。那麽貴的飯，太奢侈，太不應該了吧。那時我還十分年輕幼稚，聽過先生這一席批判發言後，隻覺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先生為什麽不從政治上去批判吳晗，卻隻從生活小節上去談，說了這樣的一席話。
直到讀到先生《三論一談》中說到他回國時的想法，才明白了先生的心思。先生說他不是不知道蘇聯無產階級專政的厲害，也看到離開祖國在外流浪的俄國知識分子，但是先生想得最多的卻是“一百多年來，中國失去多少複興的機會！中國不能再折騰了，這次機會不能再失。為了國家，知識分子應該犧牲自己的主觀，個人民主自由思想，依附共產黨身上，把自己的能力貢獻給國家”。先生就是在這樣的信念下回國的。先生帶著這樣的信念回國，又怎麽會去從政治上否定一個同樣愛國的學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