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發現，如何看待戰與非戰是南宋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難點。在如何評定南宋的戰與非戰議題上還存有幾個問題：
一是有人常把宋朝作為中國，而把以契丹人、女真人與蒙古人所建立的政權當作外人。
二是認為當時宋金關係中，宋是主體，金是客體，宋朝是中心，金朝是從屬，換言之，宋是統一的象征，金朝處於宋朝的附庸地位。事實正好相反，尤其在南宋時期，隨著一係列“條約”的簽訂，金朝始終處在宗主地位，而宋朝則是處於被動的“下國”地位。在戰爭中金朝則始終處在主動位置：“彼戰則戰，彼和則和。”[1]“紹興和議”是南宋時期影響最大的一個條約：南宋向金稱臣，世世代代子孫要謹守臣節；每年巨額的歲幣銀；宋朝皇帝接金朝國書需起立，而金則不需要，說明宋朝處於屈從地位。
三是認為在宋金關係中以戰爭為主，尤其是經過文藝作品的渲染，更把金人描繪成十惡不赦的、無惡不作的殺人魔王，讓人誤認為金人特別壞。事實是在宋金關係中雙方以和平為主，以戰爭為次。女真人中有主戰的，也有主和的，有些將領統率下的部隊紀律也是嚴明的。
四是認為宋金戰爭中主戰是正確的，主和、主守都是錯誤的。這種以主戰為是，主和、主守為非的思路來評價人物，自然就形成了抗戰派是愛國的民族英雄、其他就是賣國的消極退讓的投降派這一不科學的結論與標準。
那麽，應該怎樣評定？
必須強調動機與效果的統一。
所謂過程性評價實際是對戰爭行為的動機、經過和效果所作的綜合的、渾然一體的評價。人的行為是受動機支配的，而動機又是由某種需要引起的。換言之，需要因目標而產生動機。舊目標實現，需要得到滿足，便會尋找新目標，激發新的需要。人們隻有不斷的在需要——動機——滿足——新需要——新動機的往複過程中，才能得到新的提高和新的動力。所以，動機對於人的行為至關重要，由錯誤的需要引起的錯誤的動機往往會帶來錯誤的結果。因此必須強調動機、經過和效果的三位一體的統一，既重視動機，又重視經過，更重視對於結果的全麵評價。